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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30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课程《考古学研究》“中华文明探源系列讲座”的第二讲《黄帝时代与最早中国》如期举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教授主讲。
孙庆伟教授在讲座中
一、中国之争
最近十年来，关于中华文明早期探源的问题不仅成为一个考古界的学术热点话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最早的、最核心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关于“最早的中国”的争论。关于这个问题，孙庆伟教授从学界最关注的两处遗址——陶寺与二里头一一说起。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许宏先生认为，以公元前1700年前后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国家的出现为界，或把东亚大陆的早期文明史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原（中国）王朝时代”，和此前政治实体林立的“前中国时代”和“前王朝时代”。作为依据，许宏先生罗列了二里头遗址的“中国之最”，如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都邑、最早的城市干道网和双轮车辙、最早的宫城（“紫禁城”）等等。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而何努先生提出，陶寺遗址也有一系列堪称“中国之最”的重要发现，如世界最早的圭表、中原地区最早且功能区划最完备的都城、中原地区最早的瓮城城门、中国史前最标准的双城制等等。何努先生认为，“中国”的最初含义是“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国”。中国的出现或形成的物化标志应当是陶寺的圭尺“中”的出现。
但这些“中国之最”是否明确地与“国家”的概念相关？能否成为“中国”的标准呢？究竟什么是“中国”的标准，每个学者都会有不同的界定。孙庆伟教授认为，要讨论最早的中国问题，或许要回到历史的语境下，需要回溯古人在谈及“中国”时真正的所指。
二、宅兹中国
西周初年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左）何尊（右）何尊铭文，红框内为“宅兹中国”四字
那么到底什么是“中国”？文字学家其实早有研究。于省吾先生的解释十分精彩：甲骨文的“中”字本像有旒（音liú）之旂（音qí），商王有事，立中以召集士众，士众围绕在旂之周围以听命，故“中”字又引申为“中间”之“中”。甲骨文的“王作三师右中左”，已用“中”字为中间之中，这就是“中国”之“中”字本应作“中”的由来。而“国”字，于省吾先生认为它原本是“邑”字，弋声，所以“国”就是一个四周有围沟的村落或聚落。
图5：甲骨文的“国”与“邑”字
与何尊的铭文相印证，文献中也早有关于“中国”这一观念的记载：
《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
《尚书·召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
《逸周书·作雒解》：“（周公）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中土。”
除了“中国”，周人也称成周为“东国”（《尚书·康诰》）、“东土”（《尚书·洛诰》）。成周既是“中国”和“中土”，又是“东国”和“东土”，看似矛盾，实则不然。所谓“东国”和“东土”，这是周人从本族立场出发而言的，周人习惯上自称其居地为“西土”，其人为“西土人”或“西土之人”，相对而言，成周自然是“东国”或“东土”，这是对成周地理位置的客观描述。
成周称“中国”和“中土”，源于洛阳盆地的伊洛河流域本是“有夏之居”，久有“中国”的成说。《史记·周本纪》记周公营成周的过程为：“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在这里，周公强调洛邑为“天下之中”的两点理论根据——“居九鼎”和“四方入贡道里均”——都是针对夏王朝而言的。“九鼎”是夏王朝奠定的政治正统的象征物，而四方诸侯的纳贡则代表了天下万邦对此种正统的广泛接受。
因此，成周“中国”说，不是武王、周公兄弟的新发明，而是周人对夏商王朝政治传统的认同和继承，这就充分证明至少在三代人眼中，“中国”和“夏”是密不可分的，无“夏”则无所谓“中国”。“中国”是一个政治和文化上的概念，所谓的“中国”其实就是“国上之国”，“中”与具体方位无涉，而是华夏文明的自我称许，是特指某一历史阶段的文明制高点，是“满天星斗”中最璀璨的一颗。
李零先生在谈及中国大一统的问题时提到，唐、虞、夏归于夏，“夏”代表了“中”的形成。孙庆伟教授也认同此观点。夏、商、周三代虽然前后相继，但夏、商、周三族就像三条平行线，哪一族执掌天下，哪里就是“中国”。比如商代卜辞中就记载了对四方的区分，商人自称“商方”“大邑商”“天邑商”“中商“，对四方则称东、西、南、北四土。“方”“邑”即是“国”，“中商”即是商人所认为的“中国”。
可见， “中国”是超越族属的政治正统，是夏、商、周三族共同遵守的政治秩序，也是他们作为执政者对自身文明高度的自我标榜。正是缘于“中国”的这种实质，“中国”的称谓是可以随着政治实力的增减而转移的，原本力量弱小、被商人役使的“西土之人”——周人，在殷周鼎革之后，也每每以“中国”自诩，陶醉于“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诗经·大雅·民劳》），主张“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鄙视“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史记·秦本纪》）。长此以往，到春秋之世，“中国”已经完全转化为一个文化符号，成为“华夏”的异称，是中原华夏诸国对自身文明程度的自矜，也是他们与四方戎狄的文化区隔。
所以“中国”的概念，其实是一个文化政治的概念。章太炎先生在《中华民国解》中说：“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如也。”
三代以降，由于夏、商、周三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相继崛起，先后建立自己的王朝，从此一举奠定了中原华夏文明与“中国”之间的历史必然性和正统性。
孙庆伟教授强调，在追溯“最早的中国”时，必须回归到政治和文化层面来思考，必须围绕中原华夏文明这个核心来探讨。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最早的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原华夏文明的最早突显。
三、最早的中国
孙庆伟教授谈到《史记》的古史系统，可分为三段：以《五帝本纪》为代表的“五帝时代”，以《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和《秦本纪》为代表的“三代”，以及以《始皇本纪》及汉初诸本纪为代表的秦汉帝国时代。
《史记》“述往事，思来者”，其宗旨在于效仿孔子作《春秋》，太史公以黄帝、帝颛顼、帝喾、尧和舜等五帝为中国古史的开篇必然自有深意。在司马迁看来，相比于此前渺茫的历史，五帝时代已经发展出相当高的文明，足以为“万世载之”，《史记》以黄帝开篇，体现了司马迁的历史观、文明观，《五帝本纪》体现了司马迁的历史进化论。黄帝，标志着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军事盟主的出现；帝颛顼和帝喾，代表了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整合，君巫合一的统治方式得以确立；帝尧和帝舜时期，“德”治观念形成，国家统治形态进一步完善，华夏文明的人文底蕴基本奠定。因此，孙庆伟教授认为，黄帝及其部落的诞生代表了华夏文明的最初自觉，标志着“中国”观念的萌芽，是真正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
四、古史传说时代
孙庆伟教授指出，如何正确认识传说时代的古史，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个核心话题。顾颉刚先生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说：“自称地面上初有人类以来，一直到所谓黄帝时，都是鸿荒之世，实在的事迹，还是暧昧难明。……大概古代传说的帝王，都只可说是文化史上几个重要变迁的象征。近人说，伏羲氏代表游牧时代，神农氏代表耕稼时代，黄帝代表政治组织的时代。每一个时代也许有千年之久。这种见解最为近理。”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则强调：“研究中国古史最为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亦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徐旭生先生同样认为五帝的传说不可能是完全编造，而是有其历史素地的：“更需要注意的是先有五帝的观念，以后才去找五位帝的名字来充实它，同先有九州的观念以后才找九个州名以充实它相仿，并不是先有五位帝而后有五帝的名词。” 裘锡圭先生也说：“其实尧舜禅让这个广泛流传的上古传说，绝不可能是战国时代的某一学派所创造出来的。先秦诸子只不过是按照各自的观点来解释这一传说，利用它为自己的学说服务而已。他们对尧舜禅让的细节也许会有所捏造，但绝不可能凭空捏造出这样一个传说来。”
孙庆伟教授认为，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是对过往历史的“追忆”，其中必然包含丰富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既可以是真实的，也难免有想象的成分。神话和传说，从本质上讲，其实就是包含有较多历史想象的历史记忆，历史研究者应该竭尽所能从中提取出真实的历史信息。
最后，孙庆伟教授总结道，中华文明是一棵参天大树，最早的中国就是华夏文明主根脉的最早萌芽。司马迁说：“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黄帝代表了华夏文明的主根脉，但中华文明具有繁杂的文化根系，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
本文已经孙庆伟老师审核
撰稿、摄影：孙思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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