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传统摔跤是一项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浓厚文化底蕴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两千年封建制度背景下，传统摔跤由军事“讲武”发端，逐步演化为制度化的“讲武之礼”，在历史中承担着“用相夸视”的价值功用。“讲武”成“礼”令传统摔跤获得了发展与嬗变的持续动力，并在器物、制度和价值观念层面生成了与他者相异的文化特质.但是，传统摔跤的“讲武之礼”本位及形成的文化惯性给其现代转型变革带来了相应的障碍.
关键词：讲武之礼用相夸视传统摔跤中国式摔跤角抵
作者：王晓东，苏学良
引言
摔跤作为一种古老的搏斗方式和竞技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流传极广，其内容和形式因地域和族群不同而类型各异.在我国悠久的文明历史中，摔跤种类庞杂、名称多样、技法丰富，可谓蔚为大观.然而，从原始的角力试技，到此后的角抵、相扑，再到现今的中国式摔跤，中国传统摔跤的主体形态在超越千年的传承中一直遵循着两两相当、徒手较技、以仆地定胜负的竞技原则，在服饰器物、制度规则、技法手段、价值观念上自成体系，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传统身体文化的代表之一。
从文化产生和演进的视角考量，中国传统摔跤异于他者的文化特质当然不可能凭空生成，而是缘于其扎根中华数千年延绵未断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之中，以“讲武之礼”为逻辑起点，长期受皇权势力掌控，承载了不同时代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历史信息，融合了多个民族的摔跤文化元素而最终成型.笔者将在寻绎传统摔跤由“武”成“礼”的历史逻辑基础上，解析“礼”文化对于中华传统身体文化传承及嬗变的影响.
1“讲武”成“礼”：中国传统摔跤发展的演进逻辑
1.1“讲武之礼”与摔跤“讲武”的缘起
据《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先秦“礼制”可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统称“五礼”[1].“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在五礼之中，军礼与“武事”关系最为密切.军礼包括征伐行动的大师之礼、均地赋税的大均之礼、田猎操练的大田之礼、工程营建的大役之礼、勘定疆域的大封之礼.军礼中配备有隆重威严且能彰显军事实力的礼仪行为.如，大田之礼既有军事演练作用，又为富国强兵之法[2].据《左传·隐公五年》[3]载：“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蒐”“苗”“狝”“狩”皆为田猎名称，“讲事”即是“讲武”.先秦时期的天子及诸侯四时皆会安排田猎，旨在教民以战.田猎活动与军事礼仪紧密结合，其中包含军阵、杀伐、礼射等演习事项，同时兼具军队检阅、阵法操练和军纪整肃等实际功能.这类具有军事讲武性质的威武庄严的礼仪性活动即为“讲武之礼”.
摔跤在中国古代始称角力.在先秦西周时期，角力训练就已成军事惯例.《礼记·月令》载：“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4]在冷兵器时代早期，战争形式主要为弓战、车战和近身搏杀，因而射箭、驾车、摔跤等战斗技能是军队操练和集训“讲武”的必备内容.从训练时间的固定和要求的统一来看，西周之时的角力已经纳于特定的讲武活动，在“国之大事”中承担着相应的角色.
1.2 摔跤“讲武”成“礼”的演进历史
因西周时期礼制已成，当时的贵族阶层开始将练习武艺和行礼结合在了一起[5].角力本已属于“武事”，在春秋战国群雄并起的社会形势下，“讲武之礼”内容扩充，摔跤“讲武”逐渐趋向礼制.《汉书·刑法志》记：“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6]此处的“礼”即“礼制”；“戏”为“角力”，类似后代的摔跤运动；“稍增讲武之礼”指逐渐增加了讲习武事的制度；“以为戏乐”指“以比武作为游戏和娱乐”[7].依据班固所言，摔跤于战国期间已被纳入“讲武礼”之中.此后，摔跤作为“讲武之礼”得以频繁现身于宫廷盛宴、军中游艺、帝王大阅等若干场合，成为封建时期极为重要的礼乐内容.据现有史料记载，大致可将其发展进程分为3个阶段.
秦至隋唐五代，摔跤以“讲武之礼”为官方采纳并推广.秦扫六合，天下一统，角力统称为“角抵”.虽然，秦之角抵多与“俳优”同台，有娱乐化倾向，因而曾被班固斥为“先王之礼没于淫乐”[6]1 085.但角抵登于宫廷舞台的惯例却显然在秦代得到了确立.汉代以降，角抵风行，并且多与百戏之奇骇表演联合登场，表现出鱼龙漫衍的诡幻景象，盛行一时.约在三国年间，相扑成为摔跤的另一称谓，为世人熟知.汉之遗风，延至隋唐.隋炀帝时曾“作鱼龙、曼延、角抵于洛邑，以夸诸戎，终月而罢.”[8]唐代摔跤因官方热衷而流行于宫廷、军中，著名的左右神策军常为皇帝表演摔跤，宫中创建有官方摔跤组织“相扑朋”，摔跤经常性地出现在大宴、阅兵、祭祀等盛大场合[9].宫中、军中宴会时刻以摔跤助兴的风气在五代时期也非常盛行[10].在此阶段，摔跤既呈现出较强的“用相夸视”之工具性，又体现出显而易见的娱乐性，摔跤在社会生活中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同时也很受王公贵族及行伍军旅欢迎.此时的摔跤内容与形式多元并存、争奇斗艳.
辽、宋、金、元时期，摔跤以“讲武之礼”升格为宫廷礼制.至宋代，摔跤表演已是帝王大宴使者及宾客的压轴之戏，成为宫廷礼乐惯制，影响极广.北宋的皇帝寿诞宴席上，面对“诸卿少百官，诸国中节使人”，“且朝廷大朝会、圣节、御宴第九盏，例用左右军相扑”[11].宋室南迁后，仍然如此，皇帝生日赐宴时，“第九盏进御酒，宰臣酒，并慢曲子.百官，舞三台.左右军即内等子相扑.下酒，供水饭，簇饤下饭.宴罢，群臣下殿，谢恩退.”[12]辽、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礼乐文化也效仿宋制，以角抵为礼.辽宴请群臣及诸国使节、册封皇后大礼、辽帝生辰宴席、正月元会赏乐等场合，必备环节有“第七行：歌、角抵.”[13]金人在接待来贺的宋、高丽、夏等国使臣时，也会按例观角抵戏[13]64.元起朔方，骑马、射箭、摔跤为蒙古人之“男儿三技”，受汉人文化影响，元代设有摔跤官方机构“勇校署”，在宴请大臣及外使时例用摔跤表演.从时人流传下来的两首诗文中便可窥见当时的场景.郑潜的《上京行幸词》云：“红云霭霭护棕毛，紫凤翩翩下彩条.武士承宣呈角抵，近臣侍宴赐珠袍.”[14]王沂的《上京》曰：“黄须年少羽林郎，宫锦缠腰角抵装.得隽每蒙天一笑，归来驺从亦辉光.”[15]在此阶段，摔跤礼乐制度已然成型，并且随民族文化交流的加剧而被各民族政权所认可，不同类型的摔跤文化开始加速融合.
明至晚清，摔跤“讲武之礼”走向鼎盛继而衰亡.明代军中、民间虽也有角抵、相扑活动，但总体而言终其一朝武艺昌盛而摔跤中衰.清代摔跤最为繁荣，原因在于历代帝王对摔跤“讲武”的重视.后金时期满蒙两族间就有频繁的摔跤互动，其中掺杂着复杂的政治博弈.清顺治时宫廷设置有“善扑处”，康熙朝正式创设“善扑营”，专事摔跤.《啸亭续录·善扑营》称：“选八旗勇士之精练者为角抵之戏，名善扑营，凡大燕享皆呈其位.或与外藩部角抵者争较优劣，胜者赐茶缯以旌之.”[16]营中勇士称为“扑户”，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清帝会见外藩使节、宴请文武百官，或是一年一度的“木兰秋狝”等重大场合，善扑营必然随行且出场演武.这种惯制一直延续至清末，直至晚清局势动荡，军制被迫改革，皇家田猎仪式废止，善扑营的摔跤“讲武”活动才随清王朝的覆灭而退出历史.在这一阶段中，已与拳术明显结合的汉族角抵、相扑，重力尚勇的蒙古“勃可”，专赌脚力的满族“撩脚”，相互参照、兼收并蓄，形成了技法全面、规则固定、服饰规整的摔跤类型，为后世“中国式摔跤”的定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2 用相夸视：中国传统摔跤发展的内在机理
2.1“礼”为讲武：中国传统摔跤发展的动力
中国传统文化受“礼”影响至深，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全然如此，这也正是中国古代“讲武”成“礼”的社会文化背景.《汉书·刑法志》记载战国时期角抵“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颜师古注：“‘视’读曰‘示’”[6]1 085.“用相夸视”是指以角力比武互相夸耀，显示武力[7]13.由此，在礼制规约下，摔跤作为武力“夸视”手段得到官方支持.
在古代中国，“讲武之礼”的“夸视”首要场域当推对外邦交.古时外交重“礼”为先，并有一整套礼仪与之匹配，《周礼》谓：“以宾礼亲邦国”[1]34.然而，以礼邦交，并非万策.因而，《周礼》又曰“以军礼同邦国”[1]34.《五礼通考》阐释为：“先王以礼治神人、和上下，将合斯世于大同，而四方邦国不能无变礼易乐自悖于王章者.礼之所不能治，则兵以威之.”[17]左手执礼，右手拥兵，“礼”“武”并举，这是传统儒家治国理念之重点.身体的对抗有着显而易见的武力象征意义，因此，不论是就种族还是国家生存的角度而言，“族力”或“国力”的建构最终所倚恃的就是身体的存在和其强弱的差别[18].于是有“先礼而后兵”之说，即礼以亲邦，武以威慑，这应当是讲武为礼的逻辑基点.为此，由秦汉至清代，摔跤作为一项直观、激烈且又不至于血腥野蛮的身体对抗运动，具备着“讲武”用以“夸视”的天然优势，再辅以“礼”之装饰，便成就了摔跤“讲武之礼”的独特身份.此夸视的发起端是国家权力的掌控者———帝王，夸视对象则常为邻邦外国.譬如，在汉代为匈奴、乌孙等“外国客”，在南北朝时为“诸胡”，在隋代为“诸戎”，在宋、辽、金、元为他国使臣，在清代为外藩各部及国外使节.漫长的封建帝制时代，虽然不同朝代的当政者民族有别，但以“礼”讲武的意图却一脉相承.而政治意图的介入使摔跤在外交场域出现了功能性的转变，“礼”为“讲武”令角力在国家邦交的舞台上承担着利用身体动作来外化表达国家意志的作用，摔跤运动被制度礼、礼仪化、国家化，由古老武艺转化为了制度性的摔跤表演、礼仪化的武力展示和国家化的身体教化.与此同时，政治权利的功能性需求为传统摔跤在官方背景中的恒久发展确立了重要的制度保障，成为中国传统摔跤演进的推进动力.
2.2 历史建构：中国传统摔跤文化特质的生成原理
纵览中国“国家凝成”和“民族融和”的历史进程，“中国人的文化观念要远远深于民族观念”[19].所谓“华夷之辨”，重在礼仪.如韩愈言：“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20]在古代，文化意义的中国显然大过民族意义上中国，礼仪文化的确立与传布为此后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尤其在秦一统天下后，“车同轨，书同文，立郡县和确立度量衡的标准，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为统一体立下了制度化的规范”[21].随后，两汉四百余年开疆拓土、建功立业，将“汉人”定格为华夏民族的新族称.秦汉时期不仅形塑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核心———汉族，且为后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垂制典范，将大一统的国家记忆和历史记忆烙入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22].同样自秦汉始，中原政权以“讲武之礼”行“用相夸视”的举措，因在对外邦交和对内治理中发挥出特殊的功效而逐步为其他族群所接受并效仿.以“礼”讲武的核心理念成为中华大地上不同民族单元的价值共识，多民族的摔跤文化在对碰交融后走向存异求同.传统摔跤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被烙上了清晰的中华文化印迹，使其与世界其他摔跤类型迥然有别.
从传统摔跤文化的物态层面看，角抵、相扑的造型多为“朱鬕髻髽，植发如竿，袒裼戟手，奎踽盘桓.”[23]即发髻高耸，赤膊袒露，短裤束腰，以显示勇武强壮.然而，摔跤发展至宋元之后，上穿汉襦，下穿长裤的着衣摔跤渐成主体.显然，辽、宋、金、元期间，摔跤已为皇家宴席礼乐之制，大燕之“礼”不宜赤膊相搏.因此，缘于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由于地理环境所决定而通行的摔跤着衣成为主流[24].到清代，“衣才及尻露两裆，千条线缝十层布”[25]的跤衣得以定型.着衣摔跤不仅更加符合礼仪和礼制，也体现出各民族摔跤文化融合过程中的兼收并蓄.而由赤膊到着装，摔跤的技法也得以综合各家之长，更为精妙丰富、精彩纷呈.
从传统摔跤文化的制度层面看，中国古代曾经出现过许多类型的摔跤，竞技过程多不分体重级别，少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和场地限制，竞技规则不尽相同.但在礼的约制下，作为“讲武之礼”的摔跤摈弃了倒地后继续格斗的形式，比拼时两两对抗，胜负以仆地为定，即一倒一立，输赢立判.这种判决方式体现出“其争也君子”的礼仪与点到为止、止乎于礼的风范，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摔跤的规则定制.而这一比赛规则简明直接，安全文明，便于裁决，在世界同类运动项目中独树一帜，成为当前中国式摔跤极具辨识度的制度特色.
从传统摔跤文化的精神层面看，“讲武之礼”既“崇礼尚德”，又“崇尚武勇”，一直于武和礼、技与力、攻与防等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中国摔跤在突出武之效用的同时，又不失礼之教化；主张对精湛技术的掌握及“顺人之势、借人之力”技巧的发挥；攻防之中强调虚实转换、欲左先右、欲前先后、欲合先离，将理在阴阳的传统哲学思想运用其中[26].并且，角抵、相扑“从体育意义上透露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奥秘.”[27]所以，在中国传统摔跤中可以清晰窥见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它将“从不野蛮，不残忍，也不凶恶”[28]的中国文化精神在角力对抗中表现地一览无余.
3“讲武之礼”对中国传统摔跤转型发展的影响
3.1 礼制规训下传统摔跤的发展局限
在稳定性极强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摔跤始终难以摆脱以皇权为代表的国家权力的掌控，与统治阶层的“讲武”用意相伴随，摔跤被附加了相应的政治、军事、教化等目的，在宫廷中担负宴会表演、武力震慑及在军旅中承担鼓舞士气、宣示勇力等功能.封建社会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体制及文化积淀，无法形成摔跤竞技化所需的公平、公正、平等竞争机制，它一直以皇家礼制和军事武艺的形态示人，有固定的场域和制度限定，因而没有足够的社会条件和文化动因令其发展成为与西方竞技运动相类同的竞技体育项目.
在整个中国封建帝制时代，官方摔跤活动的持续发展和民间摔跤的严格管制几乎同时进行.在民间，摔跤虽然长期得以开展和传承，但未有足够的竞争性和开放性的空间让其自由发展下去.因为在封建体制中“讲武”性质的身体活动，既不是“自由”的活动现象，也不是独立于社会的“自在”行为方式，更不是自立于民众的“自主”欢愉形式[29].帝王以“权力话语”将摔跤等限定为“讲武之礼”，一方面在特定的场合中以此彰显武力，另一方面又以“礼”对其加以制约.民间虽有摔跤活动，却必须接受治理与管控，“权柄”始终掌控于政府，摔跤不可逾越“讲武”与“礼”双重限定下的空间范畴，它在民间只能以游离的方式有条件地承载娱乐、表演等作用.
3.2 文化惯性与摔跤转型变革的牴牾
晚清至民国期间，随军制变革及帝制灭亡，曾为宫中秘传之军事武艺的传统摔跤由善扑营向民间流布，经天桥掼跤艺人的娱乐化、商业化及竞技化改造，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此外，皇权管控退场，民间摔跤活动兴起，北京、天津、保定等地传统摔跤发展渐成气候.因为摔跤具备“练打结合”武艺的特征，马良以“率角”为名将其纳入到“新武术”体系之中，先在山东军警界推广，后又向全国推介.此后，中央国术馆以“摔角”统称传统摔跤，确立了其“实用国术”的地位，摔跤成为国术教学、国术国考、国术竞赛的主要内容之一，摔跤传播范围得到扩大，竞技体系逐步完善，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培育出了大批专业人才[30].可是，两千年“讲武之礼”的定位使得摔跤在官方发展单边繁荣却于民间传承相应受限，这实际已然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化惯性.在此文化惯性作用下，这番转型发展仍然未能从实质上改变摔跤运动群众基础有限及“北强南弱”的现实局面.同时，摔跤转型变革更多的是参照西方竞技运动为范例进行，在当时的背景下传统摔跤的民族性及文化性并未能得到深刻的认知和完好的保留.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传统摔跤在国家体育主管部门的主导下被认定为民族传统体育代表项目之一，成为各类大型体育竞赛的参赛项目.为与古典式、自由式等国际摔跤类型区分，上世纪50年代“摔角”的称谓正式被更改为“中国式摔跤”，与其他跤种一同划归了“重竞技项目”接受国家管理.此后，中国式摔跤开始举办全国性的比赛，并列入了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项目，各省市相继组建了专业队，传统摔跤步入了竞技体育的全盛发展阶段.然而，“重竞技”的定位与其“讲武之礼”的本位之间反差太大，由此造成了传统摔跤的文化身份认定混乱.加之，因摔跤“武”性太重，在“文革”一开始便遭到严令禁止.解禁之后的中国式摔跤虽曾短暂复苏，却又因其是“非奥”项目与国家奥运战略相左而于1993年“七运会”后被调整出了全运会.至此，古老的“讲武之礼”失去了官方支持，且又丧失了民族传统体育的身份认定，而民间基础很难比拟武术、龙舟等传统体育项目那样深厚发达，以至于陷入了传承低谷.
4 结语
诚如顾拜旦所言，一个民族的精神、志向和习俗，直接影响着这个民族对体育运动的理解和所采用的组织方式[31].中国传统摔跤由“讲武”成“礼”，诠释了社会文化历史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之熔铸，同时又从身体文化层面反映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整体特征.在传统社会中，遵循“讲武之礼”的历史逻辑，令中国传统摔跤获取了持久的发展动力，生成了异于他者的文化特质.然而，“讲武之礼”本位形成的文化惯性又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传统摔跤的民间传承，也为其现代转型埋下了隐患.当下，中国式摔跤在谋求创新发展时，不妨回望传统摔跤的历史轨迹，或许能够从中寻求到相应的鉴戒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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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自《石家庄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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