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域下的口述历史
【编者按】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口述历史取得了辉煌成绩，无论理论方法的探讨，还是访谈成果的呈现，抑或学科建设等方面，均已形成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口述历史特色。致力于口述访谈的具体实践，将口述访谈中形成的经验加以提升和归纳，形成本土特色的口述历史理论，再用不断发展的口述理论指导口述访谈实践，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有序推进，是中国口述历史发展的成功经验。目前，口述历史已经超出了历史学的范畴，广泛应用到人类学、社会学、新闻学、传播学、档案学等各学科领域。多维度推进的发展态势和多元化的推进形态，是中国口述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在众声喧哗、大众参与的多元化推进态势下，中国口述历史进展到规范化操作的新阶段。有鉴于此，本刊邀请多名长期从事口述历史研究的专家，从多学科多领域的视角，探究口述历史发展的新问题、新认知和新趋向，以期推动中国口述历史的新发展。
“史实”与“故事”的再辨析
在历史叙事中，历史事实与历史故事看起来泾渭分明，其实经常会发生认识上的混淆以及实际上的交合或冲突。近年来，史学界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仍然不甚明晰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口述史研究中也存在类似现象。本文以口述史为例，探求历史事实与历史故事时而交汇一体、时而相互冲突的成因，认为历史事实与历史故事各有其功能和底线，二者并行不悖。
一、口述的“史实”与口传的“故事”
口述史（Oral History）与口传史（Oral Tradition）的区别，近年来在口述史学者的研究中，至少在概念层面已逐渐明晰。口述史记录亲历者的诉说，其有效期在亲历者开始记事到无法记事之间，学界认为这一有效期一般为70年；口传史或者说口碑史叙述的不是叙述者的亲历，而是神话、史诗、宗教故事、民间传说，乃至上辈或祖辈留下的传闻，比如家族故事等。因此，口述史与口传史或口碑史有着完全不同的指向。然而，这两个从表面上看似很容易区分的概念，在实际研究中却经常会被混为一谈。先来看以下表述：
近些年来，作为传递信息的“口述”，成为了当今尤为重视的“口碑史学”。而属于“口碑史学”范畴的“音乐口碑史学”也备受重视，成为当今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我国音乐学的研究中，历史上一直非常重视对“口述史料”的发掘，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的研究带来很大的影响，也导致当今对“音乐口述史”这门新兴“事物”的研究热潮。
此处“口碑史”与“口述史”的混合表述，显然不是因为概念上辨析的困难，而是因为在口述史实践中特别是人类学田野工作中经常出现两者混淆的现象。以对彝族社会中“毕摩”的考察为例：
毕摩作为彝族社会中主要从事祭祀仪式的祭司,他们是彝族乡村社会的知识阶层、也是精神的领袖。“毕”在彝语中意为吟诵、朗读之意，因此，毕摩通晓彝文、熟知天文历法、经文、谱牒、伦理、史诗、神话传说等彝族传统文化的典籍，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彝族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传承人和传播者。
很显然，这一田野考察案例既涉及与祭祀相关的一系列“口传”活动，也涉及受访者个人生活经历的“口述”记忆。
当然，这一辨析绝不仅仅关涉两个概念含义本身，还涉及口述史学乃至历史学中两个非常重大的主题——历史事实与历史故事。这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笔者对口述史中两者的区别有过如下表述：
历史事实是一种确定的客观事实，尽管其中也包含着多样的评价，尽管历史事实不能直接呈现，却要受到历史史料的确证。口述史首先属于历史事实探究，是以亲历，也即个体在场为前提的，亲历既构成了历史事实部分，也检验着特定的历史故事。
历史故事是特定民族文化历史，特定话语的产物，服务于特定群体的理想、目标、价值观与行为规范。比如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其实就是特定话语的形象化身。为维护自身的特定价值观，有时也往往也会有意无意地忽略或扭曲历史事实，以美化或进一步完善其历史故事。
换句话说，“史实”涉及的是客观事实，而“故事”探究的是在客观事实背后特定历史、特定文化所维系其生存的信仰、价值观以及特定的话语表达体系。体现在口述史的“田野”中，就是既要关注亲历者讲述的“历史事实”，又要关注口传者表达的、世代口耳相传的“历史故事”。
二、客观事实也需要“故事”
对于客观事实的认定，仍然需要“故事”，这或许是许多研究者没有想到的。在口述史采录整理过程中提起“故事”，通常联想到的是“非虚构写作”。表面上看，这种“非虚构写作”仅仅是为了保证在传播中口述内容的可读性，但也确实有一些访谈者在整理撰写口述实录时不顾事实地“妙笔生花”，引起学界广泛的质疑：这种写作符合真实吗？是否融入了撰写者或整理者太多主观的因素？等等。这里要强调的是，即使追求事件的“真实”，“故事”也是不可或缺的。
对于事实真实性的追求与确认，最严苛的莫过于法学界，因为法学界探讨的问题都“人命关天”。然而正是这个领域率先提出了“故事模型理论”。这一理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由美国里德·黑斯蒂(Reid Hastie)等人提出来的。它主张在法庭审判中，法律对证据的判定必须依托于“故事”，用符合逻辑的故事来判定证据提供的线索。“故事模型理论”包含三个部分：“(A)通过故事构造评估证据;(B)通过学习裁决范畴属性表述集中裁决选项；以及(C)通过把故事分类到最适合的裁决范畴达成裁决。”对于如何构造最佳“故事”，作者给出了三个原则，即：全面性、一致性和唯一性。也就是说，越全面、越能自圆其说、越“唯一”的故事，其解释力就越高。
我国学者卓立在辨析历史故事和历史事实本质差异时，指出：“历史故事描述过程，历史事实描述状态。历史故事是为了建立连续性，试图在语言中再现过去事件的过程本身，所以它关注动机和原因，无法忽略事件中的人及其思想；历史事实的目标则是历史记述的确定性，它试图搜集事件的自然轨迹，关注的是不同陈述之间是否冲突的真伪核查，而不是建立连续的故事。”
本文无意探讨“故事模型理论”涉及的法学问题，也不打算深入辨析两者区别。笔者认为，法学界的“故事模型理论”可以用于口述史，即使仅仅是基于探明历史事实的视角；而卓立所言的“历史故事”其实仍然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在口述史领域，为了确认口述者叙述的“真实性”，除了对受访者叙述的鉴别外，“故事”的构造也是必须的。
三、口述史背后也有“故事”
如“故事模型理论”所强调的那样，口述史本身也是需要“故事”来架构的。在整理完善口述史料过程中，无论亲历者本人还是参与后期整理编撰的采访者，都需要用合乎逻辑的“故事”将亲历者零散的记忆“加工”成完整的叙事。但是，口述史研究并不能止步于此。口述事实背后，其实还有另一层甚至多层的“故事”需要研究者去探寻。口述史家陈墨首先强调了口述史作为文本背后的第一层故事。他转引了费孝通的一段话：
一个人写出来的东西，怎么才算真正看懂呢?光是看我写的文章，我出的书，你能看出观点，找到根据，知道我的主张，你觉得看懂了，可能只懂了一部分……只有了解观点、根据、主张是怎么来的，看见了文字后面的东西，才能说得上真懂了，才会有真正深刻的理解。
据此，陈墨认为“口述历史采访，就是了解学术思想‘文字后面’的重要路径”。但他的追索不止于此，他说：“凡亲自做过口述历史的人都知道，口述历史活动旨在采集人类个体记忆，而个体记忆的采集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领域的作业，我称之为对人类的‘心灵考古’。”
那么，什么是陈墨所指的“心灵考古”呢？什么是亲历者口述之“历史事实”背后的另一层“故事”？民族音乐学家沈洽认为：“口述史需要有编年史的框架支撑，没有‘史骨’（大事记、编年史均可）的介入，口述史是一堆肉，没有意义。”沈洽指出的“史骨”，除大事记、编年史外，显然还包含了贯穿于个人传记中的那种可称为“精神”的“故事”。笔者在为著名作曲家施万春口述史《惊日响鞭——施万春民族音乐创作之旅》所作的序言中写道：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圣地，青木关就是我们兄弟姐妹心中的圣地。从小就听我爸妈谈青木关，谈父亲怎么把《在那遥远的地方》唱到音乐院。今天终于来到青木关……这里见证了那一代人的心迹……我忽然发现，文化其实是在细微中传承着。施万春、李西安他们这代人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虽然没有经历过那如火如荼的战争，但承继着那种精神……
“夏天农闲的时候，在场院里，民间有的会吹唢呐，会吹笙，会拉胡琴。这些人都聚到一块搞吹歌。我听到的都是河北吹打。我的三爷爷就会吹萧，还会吹唢呐。我爷爷会唱河北梆子和一些老的民歌……父亲会拉京胡，唱京戏。他自拉自唱。”这给我们的又是什么样的感觉？然而当你读到“我一听是爷爷的声音，顿时心里就温暖了……那天，爷爷把我抱回了家，我更加体会到，爷爷是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你一定就会明白了，总有一种爱使人世间的善良、宽厚、质朴得以延续，总有一种温馨，借着乐声，诉说着一个民族的故事。
很显然，笔者这里所叙述和引用的并不仅是施万春传记中的“历史事实”，也即口述史的第一层“故事”，这一层已由传记本身完成，而是去发见施万春一生背后的“精神故事”。第一个故事力求探寻从抗战传承下来的、施万春传记背后的几代人的“精神故事”；第二个故事则是民族的故事，也就是施万春从小在传统音乐的环境与祖父的爱中，感到“总有一种温馨，借着乐声，诉说着”的那个“故事”。正是这两个背后的“故事”，成就了他“青松岭”“开国大典”“节日序曲”等家喻户晓的音乐。这里既有“口传”也有“口述”。
按卓立的说法，故事的连续性“有两种路线：一种是还原的路线，它是向结构单元还原，相当于以点为基础，通过建立点的确定性，再汇集成系统的确定性;另一种路线是统觉(apperception)路线，它以整体形态为中心，直接捕捉事物的实存形态”。以此来看前述的“序言”，在第一个故事里，总共有五个人物，笔者、笔者的父母，笔者的老师李西安、施万春。后四者就读于不同时代的同一个学校——重庆国立音乐院，即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笔者父母的故事得自笔者父母，施万春的故事得自李西安老师，这些故事属于“口传史”。抗战精神通过“黄河大合唱”把他们联系起来了。第二个故事主要有四个人物，施万春和他的父亲、爷爷、三爷爷，这些故事都是施万春口述的，属于“口述史”，他在自己的创作中传递了父辈的音乐和爱则是这些音乐作品背后的“故事”。当然，无论是口传的“故事”还是口述的“故事”，都是可以也应该用“故事模型理论”及其原则来检验的，只是由于篇幅所限，此处无法细述两个“故事”的全部证据。
四、口述史中“史实”与“故事”的冲突
先说一个中国古代的故事。公元前548年，齐国权臣崔杼杀了齐庄公。对于这一事实，齐太史秉笔直书如实记录。崔杼勃然大怒，杀了太史。随后，太史的两个弟弟继续如实记载，又被崔杼杀了。太史的第三个弟弟仍不放弃，崔杼只好把他放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史实”与“故事”冲突的例子：崔杼忌讳的“史实”显然违背当时还占主导地位的“故事”，即臣不可弑君，因此，企图通过杀太史来篡改这一“史实”的历史记载，但最终未能抹去这段“史实”。在这个感人故事的背后，是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故事”正在发生更迭的大背景。
再看一个当代的事件。2015年，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86年，苏联的切尔诺贝利发生严重的核泄漏事故，阿列克谢耶维奇冒着核辐射的危险深入到切尔诺贝利，采访这场灾难中的受害者。该书正是基于这些采访，用口述史的方式写成。她在书中记述了这样一个事实：
事故发生后的最初几天，图书馆里所有关于辐射、关于广岛和长崎的书，甚至就连有关X射线的书都消失了。有人说这是从上面传达下来的命令，如此一来，人们就不会恐慌了。你找不到任何公布医疗信息的公告栏，也找不到任何能够帮助你获得相关信息的渠道。
与中国古代齐国崔杼不同的是，出于某种理由，这里要掩盖的是正在发生的灾难，而普通民众的生命却被儿戏般地抛弃了。灾难口述史对于灾难的陈述，直接揭示了灾难“史实”与其背后的“故事”及其价值观的冲突。
五、人类社会“故事”的演进
尤瓦尔·赫拉利认为，大约在七万年前，人类开始运用“想象”来讨论“虚构的事物”，正是这些“虚构事物”的讨论，使人类最终从动物群中脱颖而出形成人类社会。一起讨论的“虚构事物”正是人类原始社会发生的“故事”，人类社会以此创造了自身的秩序、规则和丰富多彩的话语体系，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
原始社会“故事”的核心是图腾崇拜，图腾崇拜通常被看成宗教的起源。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农业革命”的出现，氏族社会原有的“故事”已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各部族之间及部族内部的暴力冲突使得氏族社会由血缘维系的“温情脉脉”及自发民主的“其乐融融”被打破，出现了东西方各自不同的“礼崩乐坏”的社会混乱状态。为适应这一变化，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人类思想发生了一次被雅斯贝斯称为“轴心时代”的大跃迁，在地球的不同区域——主要是西方、印度和中国——同时出现了持续两千多年且直至今日依然影响人类文明的主要文化形态。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学说，以及儒家、道家等思想学说，都是在“轴心时代”产生并存续发展的。“轴心时代”的人类“故事”显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有学者认为，“轴心时代”最重要的贡献是它告别了多神论的原始宗教，而向一神论的高级宗教跃进。这一过程的推动力来自“轴心时代”所取得的“哲学的突破”，新的宗教秩序由此建立。正如雅斯贝斯所言，身处“轴心时代”的人类“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历史事实与历史故事是合二而一的。换言之，历史故事等同于历史事实，很少有人质疑历史故事的客观性。或者说，人们关注的是“故事”在社会运行中所发挥的作用与有效性，其有效性则是通过信仰来实现的。然而，这一情况在大约五百年前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原因就是被多数科学家认可的“科学革命”。宗教故事与科学事实发生冲突不可避免。最典型的例子是伽利略因出版《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宣传和捍卫哥白尼学说而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审判。尽管伽利略与宗教的关系十分复杂，但伽利略最重要的革命性观点是“人们应当从自然界中，而不是从书本中去寻找真理，科学的结论要经受实验的验证，经过实验证明的科学结论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科学革命改变了人类“故事”的“写作”方式，即人类“故事”是需要“实证”的，既不能由神秘的图腾禁忌来简单裁决，也不能由宗教信条来硬性规训。除了自然科学，在人文学科中无论是“轴心时代”开始从宗教分离出来的哲学，还是前面所提及的历史学等人文学科都是如此。马克思和年鉴学派的诸多代表人物的研究都体现了这一点。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把自然、生态、物质、文明和社会心态放在历史的最深层次，认为它们对历史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而“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的长时段出发，制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由此可见，科学革命之后人类的“故事”书写已经不仅仅记录史实，而是力求通过科学的方式去挖掘历史事件背后的根本动因。
科学革命使人类的“故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即以科学实证为基础，而不仅仅以信仰为基础。因此，无论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还是“轴心时代”的各类宗教都受到了空前的挑战。然而，支撑当代人类社会运转的基础并不是科学取代宗教，而是图腾、宗教及科学这三类“故事”的混合。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既要看到民族国家通过内外暴力争斗而形成的暴力权威，以及通过市场经济而形成的资本权威仍然是当今人类的两大社会结构力，又要看到第四次科学革命所促成的知识权威正在日益发挥作用；既要从氏族“故事”中去挖掘人类早期的记忆，又要从民族国家的“故事”中去探寻人类情感的生成；既要从人类整体的宏观叙事中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又要从个体的生存中探求人类生活的细节。
那么，口述史与历史故事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通过对人类“故事”演进的简略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到，正是科学革命之后的人类“故事”书写，才凸显了人类历史书写“个体性”的重要性。一方面，文明的竞争某种角度而言是“故事”的竞争；另一方面，“故事”的见证与再创造，又少不了个体的参与。个体既是历史事实的直接见证者，也是历史故事具体的创造者。无论集体的记忆、民族的记忆还是国家的记忆，都是建立在鲜活个体记忆基础之上的，而集体的“故事”、民族的“故事”与国家的“故事”也同样如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赋予个体见证历史事实创造历史故事的权利，才能讲好中国故事，才能把文化自觉落到实处。
文章选自《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5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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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嘉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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