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感动过我们的正在构成我们自己
——谢嘉幸
2021年12月6日，由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乐派研究院、中国音乐研究基地主办的“中国乐派研究”系列专题讲座第十二场，由中国音乐学院谢嘉幸教授带来了《两个“故事”～音乐口述史的跨学科追问》。中国音乐学院特聘研究员臧艺兵、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冯长春、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音乐学院特聘教授杨民康作为与谈人参与了本次学术讲座，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乐派研究院院长刘嵘教授担任主持人。讲座通过腾讯会议平台以网络云端形式直播，共1000余名观众在线观看。
讲座开始前，刘嵘教授首先阐述了举办本次讲座的意义。她认为，音乐口述史是中国乐派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方法和领域，多年来谢嘉幸教授作为该领域的引领者，学术成果斐然。此次讲座分享的关于音乐口述史研究的学术成果将有助于音乐学各领域研究的推进和学科发展，当然更有助于中国乐派课题的深入，因此对此场讲座充满期待。
谢嘉幸教授开篇没有直接解释什么是“故事”，而是首先抛出三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1.“故事”创造了我们，我们又何以言说？
2.“故事”能否成为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之“跨”（inter）？
3.有“我”之研究何以可能？……
谢教授在简略介绍了自己缘何进入音乐口述史研究领域，以及音乐理论界这些年来在口述史方面取得的成就之后，直接切入了音乐口述史的“跨学科之问”：“历史学之问”、“人类学之问”与“教育学与美学之问”。
这“三问”一方面既是谢教授对音乐口述史研究实践探索不断深入的思考，把握口述史最本质的问题，一方面也是为了最后“聚焦两个故事”而做的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探讨，以实现用“两个故事”解开文化传承密码之最终目标。首先是“历史学之问”。
历史学之问
1.从“两种史实”说起
口述史当然属于历史学。谢教授先引用历史学者的论述“口述历史作为史料收集的重要方式，古已有之，属于历史文献学的范畴。但是口述历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则是近现代的事情，是在西方“民族志”和人类学的基础上，以质性访谈为方法论形成的”对此加以确认，却进一步解释，由于历史只能叙述却无法再现，历史学就不能仅仅止步于对历史客观事实的追求与确认，而必须从探寻历史的客观事实（求真）出发，继而追问历史由谁诉说，又怎样被诉说，以及由此必然涉及到的“历史亲历者是谁？诉说者是谁？以及传说者是谁？”等一系列问题。谢教授的口述史研究，正是从口述史角度切入对历史叙述的本质思考。首先是“两种史实”概念的提出。
针对学界有学者认为“口述音乐史是书写音乐史的补充”的观点，谢教授从历史叙述的角度出发，在辨析历史叙述既包含确定性史实又包含评价性史实的基础上，提出“两种史实”作为口述史价值之基础，即口述史一方面指向具体历史事实之史实，另一方面指向口述者生命体验与记忆。“所谓第一种史实,就是我们史学研究所特指的那个‘需要无限逼近’的在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所谓第二种史实,即是在历史事件发生若干年之后,由亲历者口述的生命记忆”。冯长春教授“2000—2017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述评”一文认为：“两种史实”……以伽达默尔解释学中“视界融合”“效果史”理论作为支撑，提出应对既往“历史事件”……与亲历者之“口述记忆及过程本身”加以明确区分。……（其）思考的价值就在于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对‘口述音乐史’这一对象做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思考，这是近年来关于‘口述音乐史’研究中最具理论价值的文献之一。”
2.个体在场与话语博弈
当然，谢教授的思考并没有止步于“两种史实”，而是进一步指出口述史以“个体在场”与“话语博弈”为其必要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个体在场”，“历史离不开以个体在场的方式被经历，历史叙述也离不开亲历者的声音和记忆”；第二个条件是“话语博弈”，口述者在讲述自身亲历时，其诉说是受特定“话语”所制约的，个体诉说在希望表达与允许表达之间存在着“话语博弈”。这种博弈从个体的“生命表达：个体生命试图改造话语或寻求新的话语；话语应用：个体表达在不同话语之间进行迂回或妥协；访谈对话：采访者与受访者多样话语环境之博弈；”到“文化生态：音乐话语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形成多层次的内涵。谢教授通过对“两种史实”、“个体在场”和“话语博弈”等概念的辨析，结合生动的实例揭示了口述史，同时也是历史叙述的内在机制。然而，作为历史学的永恒追问，则是“话语从何处而来？”“话语”如何发生？在此处，谢教授将问题交给了人类学。
人类学之问
1.人类学视域中的口述史
谢教授首先还是引用了两位中国人类学家的表述“人类学家是谁?……是一群将“当地人”的口述史转化为文字史的人。也因为这,可以说,人类学的研究等同于口述史。……的确,人类学不等同于口述史,而更多地想用各种社会科学的概念，来套本来也是用口述史的方法搜集到的材料……”（王铭铭），“口述史本身终究是人类学者的宝，它拥有文字史不拥有的价值”（纳日碧力戈）来说明人类学与口述史密切与内在的关系。
但谢教授随即就把话锋转向了对口述史（OralHistory）与口传史（OralTradition）的辨析。针对这两个概念混淆的现象，谢教授指出“‘口碑史’与‘口述史’的混合表述，显然不是因为概念上辨析的困难，而是因为在口述史实践中、特别是人类学田野工作中经常出现两者混合的现象”，但两者有着不同的性质和指向。口述史是亲历者的诉说，从时间维度上看，学界认为其一般有效期限为70年；口传史是特定传统“故事”的传说，只要特定传统的记忆群体还在，其有效期便在；从研究对象上看，前者为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后者为历史故事的传承传播者；从内容上看，口述史讲述的是亲历者自身的经历和回忆，而口传史的内容则不需要亲身经历，多为神话、史诗、宗教故事、民间传说等。正是对“口述史”与“口传史”的辨析引出了本讲座的核心概念“故事”
2.“故事”的定义
谢教授首先辨析了历史故事和历史事实之区别，指出在历史叙述中两者目标不同。正如有学者所言“历史故事描述过程,历史事实描述状态。历史故事是为了建立连续性,试图在语言中再现过去事件的过程本身,所以它关注动机和原因,无法忽略事件中的人及其思想；历史事实的目标则是历史记述的确定性,它试图搜集事件的自然轨迹关注的是不同陈述之间是否冲突的真伪核查,而不是建立“连续的故事”。“历史故事”必须涉及到具体历史事件的动机和原因，当事人及其思想，当然也关乎评价。这正是从“确定性史实”与“评价性史实”延伸出来的合乎逻辑的判断。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谢教授给出了对“故事”的初步定义：故事是特定民族文化历史，特定话语的产物，服务于特定群体的理想、目标、价值观与行为规范。比如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其实就是特定话语的形象化身。为维护自身的特定价值观，有时也往往也会有意无意地忽略或扭曲历史事实，以美化或进一步完善（圣化、神话）其历史故事。
3.“故事”的不同层次及人类“故事”的演化
当然，如何确立“故事”作为论述的基础并非易事。谢教授先将不同层次的“故事”加以辨析，分别包含：1、基于客观证据的“故事”；2.口述的“故事”；3.口传的“故事”－家传、师传与族群“故事”。所有论述都基于严密的理论佐证并附以生动的实例，此处不一一赘述。在探讨族群“故事”时，谢教授再次引用了人类学家的观点“研究口承传统,不是研究口承史诗、神话、传说、歌谣、谣言等等‘故事’里说的历史之真实性,而是研究这些“故事”……在口口相传中如何造就一个“文化的圈子”。……在口承传统（oralcycle）中，一个群体的祖宗，跟之有关系的东西，他们信仰的东西，都被赋予某种超人力量，且得到道德美化……”，以强调“故事”在特定族群中的“灵魂”作用。
正是在此处，谢教授引入了让人脑洞大开的人类“故事”演化三阶段话题。谢教授首先引用了赫拉利的论断“大约在七万年前，人类开始运用‘想象’来讨论‘虚构的事物’，正是这些‘虚构事物’的讨论，使人类以‘想象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ies）的方式存在，并最终从动物群中脱颖而出形成人类社会。‘想象共同体’及其‘虚构事物’正是人类原始社会发生的“故事”，人类社会以此创造了自身的秩序、规则和丰富多彩的话语体系，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指出“故事”正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前提。紧接着谢教授提出了人类“故事”演化的三个阶段：
“故事”的产生：原始社会（大约7万年前）“故事”的核心是图腾崇拜，图腾崇拜通常被看成宗教的起源；由血缘关系维系的氏族社会；“故事”的发展：轴心时代（公元前800-200）的人类“故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西方、印度和中国同时出现了今日依然在主导人类文明的文化形态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儒家、道家等，以不同的信仰及人文维系民族国家；“史实”与“故事”的分离：科学革命（大约500年前）导致史实与故事分离。“人们应当从自然界中，而不是从书本中去寻找真理，科学的结论要经受实验的验证，经过实验证明的科学结论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以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并勾勒了人类“故事”的七大景观：
科学与人文：科学革命使人类的“故事”即以科学实证为基础，而不仅仅以信仰为基础。支撑当代人类社会运转的基础并不是后者取代前者，而是包括图腾、信仰及科学这三类“故事”的混合；暴力、资本与知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既要看到民族国家在很长历史时期通过内外暴力争斗而形成的暴力权威以及通过市场经济而形成的资本权威仍然是当今人类的两大社会结构力，又要看到第四次科学革命所促成的知识权威正在日益发挥作用；个体与共同体：既要从氏族“故事”中去维护人类的血亲关系，又要从民族国家的“故事”中去探寻人类整体情感的生成；既要从人类整体的宏观叙事中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又要从个体的生存中探求人类生活的细节。
谢教授认为发现“故事”是人类学的一大贡献，人类学的底线是“善”，即从对“族群”的尊重出发，产生一整套质性研究方法，去发现属于各个不同族群的“故事”，但人类学仍然有一个永恒之问，即个体是如何进入“故事”的。谢教授在此处将问题交给了教育学和美学。
教育学与美学之问
1、教育学与美学视域中的口述史
在我国教育口述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上半叶，美学口述史近年来也取得不少成果。于述胜在介绍舒新城的《我和教育——35年教育生活史》一书对教育中“我”之境界的讲述与阐释时指出：“……把教育和教育史研究从‘无人’的状态带进‘有人’的世界，一个与个人成长紧密相联，带着呼吸与脉动，充满困扰与困惑、机遇与挑战的生命世界。所以，口述历史代表的不只是研究方法的更新，更是历史观的变化，即从历史研究的‘无人’状态进入‘有人’状态”；刘悦笛在讨论“以‘有人美学’建中国美学学派”中提出：“究竟何谓‘有人美学’或者‘无人美学’？美学上何以‘有人’抑或‘无人’”时，引用了李泽厚的一段话“大体看来，自分析美学占据统治地位数十年之后，由于与现实生活严重脱离……生态恶化，使得生态美学、生活美学应运而生……”刘悦笛亦是在此基础上提出“当代中国美学学派的建构，可以坚定地走在‘有人美学’之道上……”。
2、个体在“角色”中成长之三重境界：性命、生命、使命
引述相关学者的阐述之后，谢教授强调教育学的“有我之境”与美学的“有人美学”视角揭示了个体价值的重要意义，指出两个学科都以尊重个体为出发点，教育学关注个体的“自由发展”；美学关注个体的审美创造。而“美”则（个体的自由）是它们的共同底线。无论是教育学中的“我”还是美学中的“人”都是在人类社会中发生的。关于“个体”如何界定，其实谢教授在“个体在场”一文中已用“围棋”做了很生动的比喻（围棋盘上绝不会有两个拥有相同“社会关系”的棋子），阐述了中国文化对个体的认识。而此处的问题是个体是如何进入“故事”的？
谢教授提出了个体通过“角色”进入社会的三层次发展理论：性命、生命和使命。性命，指的是人生理上的存在；生命，涉及到人的所有社会关系；使命，则是超越生存、社会关系之上的需求。个体之角色以性命为基础，通过角色进入社会的“故事”，并在其“游戏”与“仪式”的双重变奏中成长。个体通过游戏（兴于诗），角色（立于礼）、仪式（成于乐）而“成人”（获得确定的社会角色），“美”的根本意义还不止于此，而是进一步推动个体超越社会关系进入使命。通过艺术激发个体创造无比丰富的艺术，通过美育促进个体获得“自由发展”。正是教育学和美学揭示了个体进入特定“故事”的路径，并赋予个体超越“故事”的可能。然而在追求使命之路上，人人都需要有被点燃的力量，“谁来点燃每一个人心中的那团火？”成为教育学与美学的永恒之问。
聚焦两个故事，探寻文化传承之密码
1、文化的传承与建构
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谢教授聚焦“两个故事”，试图通过两个“故事”来破解文化传承之密码。首先是对两个“故事”的阐释：
传承的“故事”作为特定文化历史的“故事”（科学与人文；暴力、资本与知识；个体与共同体），其探究的内涵包含：1）“故事”产生的历史背景，基于史实；2）“故事”如何被美化、圣化或神化并被赋予价值；3）所形成独特的话语如何构成社会结构力，并被传承。
建构的“故事”作为“活性文本”的个体在其人生经历中所产生的体验和生命记忆的“故事”。其探究的内涵包括：1)亲历者如何进入特定“故事”；2)特定“故事”及其表达方式在其生命中的意义；3）个体如何参与特定“故事”的建构。
这是不是就能够回答前者的设问呢？个体对特定“故事”是被动地传承还是主动地建构？正是在此处谢教授给出了答案——两个“故事”才是“故事”。
2、两个“故事”才是“故事”
谢教授首先援引了米尔斯的话“将具体情境中的‘个人困扰’转变为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随后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在原有故事与个体生命的真切体验的碰撞中发生的。换句话说，历史是在传统“故事”提供的话语传承与当代人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故事”话语建构相互结合中发生的。就新生代而言，就像谢教授常说的话“那些感动过我们的正在构成我们自己”。因此，就文化传承而言，我们探寻的既是哪些特定文化、特定民族的“故事”让我们的灵魂得以安放，又是哪些个体由于内在生命被点燃之火推动文化的发展。而两个“故事”的碰撞与触发正是那团“火”被点燃的的真正原因。在这个意义上，“两个故事才是故事”正是破解文化传承之密码。
谢教授的讲座从历史学、人类学、教育学与美学这四个学科的口述史实践切入而展开音乐口述史的跨学科之问，一方面阐述了口述史在这四个学科建设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又揭示了这四个学科对口述史学科学理建设的重要性与各自不同作用：历史学口述史求“真”；人类学口述史求“善”；教育学与美学口述史求“美”，并以此应用到广泛的口述史实践中。而口述史正是以其与具体人物的访谈交流之“故事”成为各学科的桥梁。
讲座最后，谢教授提出文化的竞争说到底是故事的竞争，故事承载特定文化的核心价值，而个体则是故事具体的承载者与检验者，个体在人生中所产生的喜怒哀乐，都是对特定故事的检验与反馈。口述史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赋予每一个个体发声的权利，使人民创造历史的理想成为可能。个体不仅是历史故事的参与者，还是历史故事的创造者，所谓人民性，其实是赋予个体参与历史创造历史的权利！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自觉才有了脚踏实地的意义！
本次讲座引起了学者们对音乐口述史研究的强烈兴趣，冯长春教授认为对口述音乐史中确定性和评价性两种史实的区分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此外，谢教授对“故事”的理论思考，赋予了历史叙事深刻的史学和人文意义；中国音乐界最早做口述史的臧艺兵教授针对口述史的学科边界和学科属性的问题发表了见解：从感受历史、观察历史、记录历史、思考历史等方面来说，用文字记录历史和听他人讲历史史实存在非常大的不同。并且，口述史对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受限制，这是口述史最大的情怀；杨民康教授从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角度展开相关话题。他认为，“故事”分为两种，一个是对象层面的，一个是学术层面的，迄今为止的口述史研究相当一部分处于学术层面。其次，对于口述史中的访谈工作，杨教授认为需要确保研究对象、研究者、传承人三方通力合作。
刘嵘教授作总结发言，音乐口述史是有生命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讲述他亲历的历史。谢嘉幸教授的讲座以跨学科的视角，清晰的绘出口述史与历史学、人类学、教育学与美学的跨学科地图，将音乐口述史理念构建出体系的框架。注重人的主体性，不同学科的研究诉求是紧密相关的。同时强调，音乐口述史的核心在史，要无限接近历史的“真”，而“故事”则将理论升华，对研究者提出更高的要求，研究者在要带着研究问题去分析历史材料。音乐口述史中，应遵循具体的操作规范，根据研究者不同的关注点，“口述史料”变成“口述史”有着不同的方式呈现。希望讲座能够启发大家，在未来口述史研究领域上，期待更多学者的参与讨论，共同破解学科发展中文化传承的难题，推动中国乐派传承体系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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