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是民族认同的核心
人类文明是多元文明。不同的民族在各自的环境中，创造了各自的文化。民族文化是民族存亡之本，是民族凝聚与发展的深层动力。正确认识和充分利用民族文化，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民族文化是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核心，其基本要素有：服饰、节庆、语言文字、饮食方式、居住形态等。这些都是在漫长的历史活动中自然形成的，与当地的气候、山川、风物、传统等浑然一体，是民族历代先祖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标志。在民族内部，无论是文盲，还是知识精英；无论是普通人，还是首脑人物，在这些特征上是一致的。
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把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分成两类：一类叫亡国，另一类叫亡天下。亡国，是一家一姓的“国”覆灭，被新的王朝替代，文化没有发生变化，对社会震动不大。亡天下，是原有的“国”亡了，文化也被异质文化所置换，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种”，已被消灭，是亡国加上灭种。亡国的责任，由享受高官厚禄的官员承担。亡天下的责任，则属于国家的每一个人。梁启超先生将顾炎武此文归纳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八字。顾炎武将文化的存亡与民族的存亡等同，极具卓识，可谓振聋发聩！之后，每当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它就成为鼓舞民众救亡图存的最有力的口号。作于抗战时期的《毕业歌》中，“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一语，就脱胎于此。
民族文化越弱，民族凝聚力就越弱，如同一盘散沙。民族文化一旦消解，则民族将走向消亡。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民族，由于不注意保存自己的民族文化，最终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典型的例子是契丹。契丹人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国号辽，曾长期与北宋政权对峙，影响很大，以致俄罗斯语中的“中国”一词，就是“契丹”的音译。契丹人在与周边民族交往的过程中，不注意固守本民族文化，盲目追随其他民族的文化，久而久之，民族内部没有了彼此认同的核心，尽管契丹人的后裔还生活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但作为一个民族，已经彻底消失。历史是无情的，没有民族文化的民族必遭淘汰。一个国家或民族，只要民族文化还在，即使被侵略者所占领，就还有复国的希望；相反，如果民族文化已经消失，既使没有被占领，也是名存实亡。
人类社会早期，曾经涌现出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等几大文明，但在公元前后，中国之外的诸文明，都被外来文明侵占而灭亡，成为失落的文明。今天的埃及、伊拉克、印度的文化，是在外来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开始的，因而人们用“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的称呼加以区别。中国文明是迄今唯一没有发生断裂的古文明，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保持中华文明发展的势头，再造辉煌，是每一个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
西方人的文化战略
西方人很早就将文化运用于战略层面。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面对积淀极其深厚的中华文化，最初几年几乎毫无作为。后来，他们刻苦钻研中国文化，发现政府非常重视历法，王朝更替之初的大事之一，就是“改历颁朔”。中国的天文历法之学原本非常发达，但明朝政府严禁民间研究历法，此学开始衰落。传教士提出“文化传教”的策略，以此挫败中国人的文化自尊，并要求罗马教廷多派懂得天文历算之学的传教士、多带天文仪器来华。随后，又提出与中国天文学者比赛预测日食时间，结果大获全胜，得到康熙帝赞赏。中国文化的缺口终于被打开，这是西方势力用文化楔入中国的成功范例。
上世纪60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和平竞赛”，作为第一个交流项目，双方各自在对方的首都举办一场展览。苏联在美国举办的是炫耀其宇航技术的展览，美国人看到如此先进的宇航技术非常不安，认为是对自身安全的威胁。美国在苏联举办的是介绍美国人家庭厨房的展览，观众目睹美国家庭高品质的生活，自惭形秽，感叹自己白活了！由此对美国大有好感。其后，美国打着文化交流的幌子，派遣文化间谍深入民间，传播贴面舞、脱衣舞等娱乐形式，腐蚀苏联青年，进行文化渗透。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小说《你到底要什么》，生动地描写了这一背景之下苏联青年的整体堕落。当时日本某记者以《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为题，发表系列采访，认为苏联的年轻一代对人类的命运、祖国的前途已经毫不关心，他们一心追求的，是到美国去过花天酒地的生活。美国的渗透最终获得成功，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他们的洲际导弹、人造卫星、航空母舰等，一件也没有用上，美国真正达到了《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不费一枪一弹，用西方文化彻底瓦解了苏联。
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民族文化不仅事关民族存亡，而且事关民族兴衰。20多年前，韩国有学者提出“文化领土论”的观点，认为在未来的世纪里，传统意义上的国界在实际上将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按照文化影响划分的领土。文化影响有多大，实际领土就有多大。
树立对中华文明的自信与自尊
20世纪初，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某些知识精英对中国文化的信心全线崩溃，妄自菲薄，甚至追随欧洲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他们认定，人类文明处在同一个坐标之中，西方人居于这一坐标的高端，中国比西方落后整整一个历史阶段，处在这一坐标的低端。因此，西方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上述论调完全违背历史事实，需要彻底澄清。
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三大文明起源中心：两河流域最早培育成功了小麦和大麦，中国最早培育成功了小米和大米，印第安人最早培育成功了玉米。中国实际上是由北方的旱作农业（小米）与南方的水田农业（大米）两大块构成的，它们经过数千年的交汇与融会，形成了灿烂辉煌的夏商周青铜文明。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明进入巅峰期。上世纪40年代，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时代”理论，认为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在北纬30度附近，东西方同时出现巨星级的先哲，如印度的佛祖，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人类文明获得重大突破，我们至今无法超越。他把中国列入全世界四个“不同寻常的地区”之中，证明中华古文明是得到西方学界认可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梁启超到欧洲考察，目睹这场列强之间的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开始意识到，中国不能再盲目学习西方的文化与制度，因而鼓励倡导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是与西方文化并行不悖的两大文化体系，彼此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中华为五大洲之最大国，人口居全球三分之一，四千余年历史未尝中断，有四百兆公用的语言文字，有三十世纪前传来的古书，凡此均为“世界莫能及”；又是“世界文明之祖国”中唯一“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的国家，无论是上世史还是中世史时代，中华文明处处堪与欧洲文明匹敌；“惟近世史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但国民必定能“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地位，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者”。他自称是“伟大国民一分子”，为中华文化“歌之舞之，发挥之，光大之，继长而增高之，吾辈之责也”。遗憾的是，梁启超的见解没有成为主流，思想界热衷于文化自戕。时至今日，即使是在西方学术界，“西方文化中心论”也已经退潮，代之而起的是“多元文化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便是其产物。然而在国内，鄙弃中华文化，全方位追慕西方文化者依然不少。
《庄子·逍遥游》说：“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意思是说，水的蓄积不深，就没有负载大船的力量。在堂上的低洼处倒一杯水，就只能浮起一根芥草那样的船，放一只杯子就搁浅了。如果把中华民族比作一艘即将扬帆远行的航船，那么，它需要的不是一洼浅水，而是足以负载它的大海，不言而喻，这就是我们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我们古老的文明，不是沉重的历史包袱，而是宝贵的精神财富，犹如铸山为铜，煮海为盐，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思想资源。
建立文化战略
中华民族的腾飞，需要最大限度凝聚全球华人的心，增强向心力，消除离心力，发挥文化独特的功用，这就需要把文化放到战略层面来谋划。
首先，为人类提供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21世纪，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冲突、汇通，正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展开。西方文化是宗教文化，有一个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在主宰人类的一切。根据《圣经》的教义，人有“原罪”，人一生下来，就想做坏事，一刻也不消停，所以人性本恶，因此，人的灵魂要交给上帝管理。人都是上帝的儿子，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中国文化显示了迥异于西方的发展思路，在中国文化里没有救世主，天地之间有正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性本善，人有良知，灵魂要由自己来管理；通过修身进德，可以成为君子甚至圣贤。最近几十年，情况有所变化，一方面由于上帝的存在得不到科学的证明，西方年轻人信奉基督教的比例锐减，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将发生动摇。另一方面，次贷危机的发生，证明西方经济理论已经出了严重问题。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正好解决了西方文化的缺失，必将受到未来西方社会的关注和欢迎。我们应该把握时机，尽早从战略高度来谋划文化建设与谋篇布局。
第二，建立对中华文明的“国家表述”。欧洲人对于自身的文化都有很深的了解与认同，例如对于“文艺复兴”的成就，人人都能娓娓道来。这既有利于凝聚民心，增强自豪感，也有利于向外部世界传播。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的理念，举国西化。其后，不少日本学者和政要出访欧美，东道主为之安排讲演，希望他们介绍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日本人顿时觉醒到民族文化对于提升国威的重要性，于是转而大力发掘民族文化，树立民族形象。中华有五千年文明史，博大精深。但是，经过近百年的自戕，举国上下对自身文明的认识极为纷乱，全盘否定者、虚化者依然不少。热爱者虽居多数，但大多处于自发的、散在的状态，所知不成体系，没有理论深度。甚至一说中国文化，就是茶文化、酒文化、烹饪文化，似乎中华民族是只会吃喝，没有思想的民族。我们应尽快组织力量，完成对中华文明的“国家表述”，例如，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什么？社会尊奉的价值观与道德标准是什么？中华民族为人类的思想文化做出过哪些贡献？等等。
西方世界的对外行动，包括发动战争、经济制裁、政治打压等，总是首先抢占道德制高点，一切都在道德的旗号下出手，令对方始终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中国人有切肤之痛的是，无论是在我们贫穷的时代，还是在崛起的时代，西方政客与媒体无不对我们加以抹黑与丑化。痛定思痛，我们不能拱手相让，一定要把道德制高点夺回手中。
中华民族自古以道德立国，孔子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特殊贡献，因而能位列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文天祥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仁义是贯穿古今、深入民众之心的道德主轴。有关的论述，经典中多有，许多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终生。中华民族是仁爱为怀的民族，是富于正义感的民族，我们始终反对不义之战。对这些，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
第三，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完美对接。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仁义、礼乐、谦敬、诚信、忠孝、中正、清廉、和谐、荣辱、自律等基本要素，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与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有很强的互洽性，与我们党的理念也有重叠的部分，我们应充分吸收。当今的世界外交错综复杂，如何巧妙应对？我们也可以从传统中吸取智慧。《战国策》一书，记载了如何远交近攻、借力发力、分化瓦解、围点打援等，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外交智慧，对于提升相关人员纵横捭阖的能力，大有裨益，理应成为外交人员的必修课。
第四，文化立国，教化为本。文化的基本属性不是商品，更不能等同于歌舞娱乐。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于，用道德理性、正确的制度与规范引领社会向上。人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只有经过教育才能具备，所以《礼记》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严复说，中国传统教育的根本目标是要树立人格与国性：“无人格谓之非人，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如今从幼儿园到研究生的任何一个层次，人格与国性的教育都有一定缺位，使孩子从小只受到个人奋斗的教育，却缺乏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感。某些为富不仁的商人，造假添毒，危害社会，民怨四起，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这些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我国是礼仪之邦，讲究尊老孝亲、善友睦邻、诚信宽厚、礼让自谦等等，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华腾飞需要民族精神的引领，这不是几句空洞的口号就能解决的，需要从学校、家庭、社区做起，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
第五，做中华文明的领航者。中华文明是东亚文明的灵魂，儒家思想至今影响着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是祖国发展的重要力量。如何强化中华文明领航者领军者的地位，对于提升我们的文化形象，构筑对话平台，保住海外华人的根，具有战略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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