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学良教授 | 《从江湖中来,到文化中去》(下)

编者按

上节为我们展示了从江湖而来的中华武术是如何走向文化中去,在建立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前提之下,师徒制的教育是核心,有顶尖的老师和专诚的学生,才可成就行业的一座座高峰。在本期亦即本篇的最后一节,苏先生引其他行业作比,讲述武夫如何在文化中蜕变为武士。武士,是文化精神的承载,是身心通达的显化,以武行道,以武弘毅,愿读者在武术的精神中体味文化的内涵,人生的至理。

(四)从武夫到武士

古代社会中有士、农、工、商四民。所谓四民,指读书的、种田的、做工的和经商的四个社会基础。此语出自《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士列于第一位。为什么士列第一位?《论语•泰伯章》中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弘,广大;毅,坚毅。)士代表一种高尚的精神品德。武士有自己的信仰、精神,而武夫不具备。所以,由江湖中来,到文化中去,完成由武夫向武士的转化。

由先秦至今,一代代的“士”,作为国家的脊梁,塑造着民族精神,传承着中华文明。钱穆称其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精神之所在”。所以,由武夫向武士转化是由江湖中来,到文化中去的反映成果。

1. 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孟子·尽心篇·九》中孟子谓宋勾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曰:“何如斯可以嚣嚣矣?”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用白话来讲就是孟子对宋勾践说:“你喜欢游说吗?我告诉你游说(的态度)。人家理解,我悠然自得无所求;人家不理解,我也悠然自得无所求。”宋勾践问道:“怎样就能做到悠然自得无所求呢?”孟子说:“崇尚德,爱好义,就能悠然自得无所求。所以士人穷困时不失掉义,得志时不背离道。穷困时不失掉义,所以士人能保持自己的操守;得志时不背离道,所以不会使百姓失望。古代的人,得志时施给人民恩泽;不得志时,修养品德立身在世。穷困时,独自保持自己的善性,得志时还要使天下的人保持善性。”

围棋大师吴清源先生最喜欢的一句话:“暗然而日章。”(语自《中庸》)意思是说:君子内敛,看上去并不发出耀眼的光芒,但会随着时间推移,渐渐发光。文如其人,棋如其人,吴先生的一生,就是恪守君子之道的体现。诚如喜欢围棋的金庸先生所言,吴先生“毕生所寻求的,其实是一个崇高的心灵。只因为他的世俗事业是弈棋,于是这崇高的心灵便反映在棋艺上。正是这种淡泊名利、纯粹求道的精神,使他远远超越了一个争胜负的棋士,而以其充盈丰沛的人格,开创了围棋史上新的格局与境界,成为一代棋圣。江铸久盛赞吴清源“体现了中国‘士’的精神”。

吴清源

日本著名影视演员高仓健从影50多年,出演过200多部影片和多部电视剧,因演技出色而多次获奖。“行者精进,忍者不悔”是高仓健的座右铭,高超的演技固然让他誉满天下,而高洁的人品更是合作者和朋友们对他念念难忘的原因所在。陈丹青说高仓健是一个“沉默而孤独的老头儿”,但就是这样一个孑然一身、已不当红的演员逝世,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朋友们言语由衷地纪念,如此待遇,唯士为能。

高仓健

钱钟书先生去世后,冰心老人叹息不已,她说了这样一句话:“当代中国不缺少知识分子,缺少的是士。”士的标准很高,绝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然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如果士的精神,那种对高标准的专业品质和人格品质的不懈追求,能够成为整个社会的自觉风尚,整个社会和民族的良性发展就是可期的。

钱钟书

宋《角力记》中对习武者有言曰:“旧说角力人多不识字,而性强,庶事言‘我能’”。此风一言延续至今。所以完成向“士”的转化要做愚公去移山。习武之人不作武夫,要成为文质彬彬的“士”。

2. “警前台”和“警后台”

“警前台”和“警后台”实质上有从江湖圈到文化中的意义。迎合时风顺乎潮流一定会“警前台”,而保持原汁原味维护传统一定“警后台”。在一定时期内,“警前台”是顺风旗,但难持久,高雅有品位的东西经得住时间冲洗永葆鲜美。李少春和谭富英等绝大多数艺人旨趣相同,都以“警前台”获得了掌声和荣誉,但今天京剧生行开蒙仍是余派。

余叔岩年轻时病嗓休息的那几年,在票房里和精通音韵的行家票友们切磋钻研,不必顾及观众的反应,一字一音一腔地由谭派唱腔脱化而成余派唱腔,他从“后台”那里得益巨大。而且余叔岩和这批士大夫票友,在“文人雅集”的环境里有一种雅正澹静的文人气,考究音韵而形成生行音韵派第二个里程碑。他离开嘈杂热闹的前台,不像一般艺人那样流连。他常对人说:“千万不要向台底下要菜(要彩),那是最下流的。我唱我的戏,我的腔儿,我的身段,我在台上都做给您看,好不好让您自己说。”“我唱我的戏”,更像一种人生态度,不看重前台观众的评价,对舞台能保持一种游离甚至放弃的态度,这是余由江湖走向文化的进步。

晚年隐退时期,他更多是在家里调嗓清唱、精研唱法,这段不上台的日子反倒是余派愈加精进的关键时期。唱戏之于他,已不是功利性的活动,而成为学术追求和精神寄托,成为一种内在修为。这种文人隐士的气质,发生在梨园宗师身上,真是异类,也赢得了当时一小撮文人士大夫的心。余叔岩的生活和艺术流露出的孤傲、雅正、澹静的风格,正与他们的价值取向相合。他们人数虽少,却领先风气,掌握言路,对余的推戴不遗余力,也造就了余叔岩不警前台却能大红大紫的特殊现象。齐如山说:“北平戏界有两句话,说王凤卿天天唱戏,而越乃退步;余叔岩永远不唱,而越有进步。”

李少春走的是和老师完全不同的人生路径。余收李为徒时,希望他能把以前会的全丢掉,从头学起,停止演出,专心跟自己学,等学成后再演。但作为李家的饭碗,李少春对这样的规矩是根本做不到的,于是才有了妥协性的约法三章,但即便照此,李也没有多少戏可演了。他必须养家糊口,要考虑商业演出效果,要面对观众的期待。李未能遵照老师规定暂停外面演出,而是边学边演,时断时续,连猴戏都还照样登场,又在演出中较多出于商业考虑。这些都和老师的人生取向相背离,当然不会被余看作可传衣钵之人。

李少春做不到的,孟小冬做到了。余叔岩去世后孟小冬一直没演出,直到四年后的杜月笙寿辰义演《搜孤救孤》。曲终人散,孟小冬也散尽行头。1949年后,她随杜去香港,直到1967年,在家调嗓清唱是生活的重心。晚年孟小冬来到台湾,深居简出,一字一句地教唱学生赵培鑫和钱培荣。孟小冬终其一生对余派追摹,深入筋髓,甚至连生命之路也模拟了老师。可以说,余叔岩虽然去世,但他的艺术和精神在孟小冬身上得以重生。有徒如此,师之大幸。余孟而不是余李成为理想师徒,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清末民初京城武林泰斗张长祯师祖,社会上称醉鬼张三。其一生贫困,一家十几口人住在北京东裱禙胡同于谦祠的东挎院三间小东屋内。奉系军阀首领之一杨宇霆花重金请师祖当贴身保鏢,师祖拒之不去。淡泊名利隐居闹市。张三爷家中有幅对联,左联是: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不如不忙,且喝一杯茶去;右联是: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不如不苦,再倒二两酒来。

武术和京剧一样,“后台”渐渐委顿、消失了,再也用不着警他们了。岂不知警前台之后,很快就会发现,前台也不用去警了,因为懂戏懂武的人越来越少了。全球化卷起的文化同质化的大潮冲撞着民族文化,京剧再不是当年的京剧,武术再不是当年的武术,所以也不会再产生当年的巨匠了。

张卫东先生在论昆曲界创新时说道:在昆曲被列为“遗产”的这5年里,从职业剧团到业余曲社一直都在轰轰烈烈做遗产的买卖。国外的从国内趸货,国内的则向海外发货(非遗工程成了生意)。文化部、文化局、剧团等官面儿上出资排的戏,任何人都不准反对,有任何错误都不准提,你就是厚着脸皮去提也没有人搭理你!这种做法只有策划者最得实惠,白拿着国家的钱胡编乱改还能堵住懂戏者们的嘴,用以曲解先进文化、先进艺术的精神。坚持原汁原味的艺术,昆腔百年前什么样,现在就得是什么样。这才是“宁可站着死,也不能躺着生。如果不是这样,那趁早让它亡了!”

马未都说:“文物不能改。”改了岂不成了假货、赝品?!

3. 修得平常心 

平常心是对待世间事物的一种常态。所谓平常心,就是对自己做事的成功和失败的概率有准确的预测。做事既要积极主动,尽力而为;又顺其自然,不苛求事事完美。你若有从容淡定的自信心,做好每天要做的事情,享受生活,享受做好每一件事情所带来的快乐,就会以平常心做人,就会有足够的力量承担一旦到来的挫折和痛苦。平常心应该是一种“常态”,是具备一定修养才可经常持有的,因为它属于一种维系终身的“处世哲学”。

佛教也讲平常心。《六祖坛经》曰:“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此名一行三昧。”即是在一切环境当中不起分别执着一相三昧,在一切行为当中不起分别执着一行三昧。

宋代禅宗无门禅师有首诗偈,述说了内心向往的自由心灵。采自江南民谣《春歌》的曲调传世,此曲曾有八百余人的大合唱,呈现人间荣景,和谐歌声由远而近,有着雨过天晴后的清新透亮与盎然生机。歌曰: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央视名嘴白岩松说:当下是一个成功学泛滥的时代。中国的很多扭曲和乱象,都与追求面上的成功有关。我们只是追求现实的结果,往往不追求真理;我们把结果看得非常重,因此我们从不享受过程;我们为了实现某种期待,往往不择手段。

他举了一个例子:2012年,我参与过整个伦敦奥运报道,伦敦奥运会最重要的一句话,叫“影响一代人”。有记者提问:“体育如何影响一代人?”伦敦奥组委的一位官员回答:“体育教会孩子们如何去赢,”这句话很正常,在中国,很多事都能教孩子们如何去赢,但是他的下一句话让我格外感动:“同时,教会孩子们如何体面并且有尊严地输。”这是中国人很缺乏的一种教育。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孩子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学习过如何体面并且有尊严地输?

莫扎特生前在家乡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屡受排挤,命运多舛。但他又是一个天才,天才到什么地步?他一生中创造的音乐作品,交给普通人抄谱,都未必抄得完。在他的音乐中,你听不到失败,听不到挫折,听不到身世的飘零和所有的难言之隐。他的音乐,永远是人世间原本美好的那种存在,这是一个太奇妙的事情。

如果不具备平常心,在武术传承中就会像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先生讲的那样:“一边是真实的历史被抽空内涵,只留下躯壳,滥加改造;一边是荒诞不经和无中生有的伪造——这便是当今国人眼中的历史文化。文化可以拿来赚钱,但不能靠糟蹋文化来赚钱……没人拿名人的人当回事,只拿名人的名当回事。历史的内涵、文化的意蕴、独特的精神跑到哪里去了?没人管也没人问。”

我们必须正视:一种文化上自我糟蹋的现象不能不使人忧虑。

功夫是不能速成的,能速成的是打法,但没有功夫。只有打法,也就只能欺负欺负普通人,上不了台面。练拳是“炼拳”,修炼,要与精气神发生作用,所以“炼拳”去变化人的气质,将威武变文雅,将文雅变威武。由“练拳”过渡到“炼拳”,就不会“盛极而衰”了,永远的生机勃勃。武术这东西是很系统的,就算你是一下悟进去的,还是要一点点练出来。否则只知有一,不知有二,只抬脚不迈步,是不行的。当然,一个人不用功,一辈子练不上档次。学拳重要的是身心愉快。一个人有谦逊之心,他的拳一定能练得很好。一个好勇斗狠的人,往往头脑都比较简单,越来越缺乏灵气,是练不出功夫的。禅宗有偈语“宁可千劫不悟,不可一期错路。”千劫也许就在一念,不开悟,只要修善积德,自然有人天乘的福报,总有开悟的那一天。用到练功的,最根本是修心,即学如何做人,抻筋而达健身。一味的追求身技而忘却根本,一是遇难而退,二是难以持之以恒,必半途而废。

李仲轩先生在《逝去的武林》一书中讲了许多有趣的武林轶事,今天读来依然回味不尽。行意拳大家尚云祥先生说:“定力就是修养。”练武先要神闲气定,能够心安,智慧自然升起,练拳贵在一个“灵”字,拳要越来越灵,心也要越来越灵。练功时不能有一丝的杀气,搏击的技能是临敌时自然勃发,造作杀心去练拳,人容易陷于愚昧。尚云祥说:“古人讲,武者不祥。”练武人太容易陷进是非中,还不如不学武,就算学了,也最好一辈子默默无闻,有一分名气,便多一分烦恼。小孩想打就打,打完就没事了,不是挺令人向往的吗?”他一拍李仲轩说:“看来练拳就得晚上练,让谁也不知道。”

尚云祥先生说:练拳要用神,神是自然而然的,意是做作的。先从做作到自然,作了意还要入神。你练桩功而肾痛,中医讲久站伤肾,而形意拳是久站强肾。之所以没有收益,是因为你没有入神,练武要像写字画画奏乐般享受,才是练对了。打拳不是较劲,站桩也不是死站,要形似水流,一念之间身上要有感应,形容这种感应可以说流水也可以说流血。武艺练气,道艺练神,从神上出来的功夫,是如水流。想着用武术去欺负人干坏事——太可笑了,折腾不了几年,就把自己作死了。

尚云祥

李仲轩

三、结束语

同道们、朋友们、学生们:

中国的传统文化最讲究体认,最注重身教,学术的真正精髓光靠言传是不够的!要从师处耳渲目染,犹如“血脉之相连”,这样才能最大限度保持学术的纯净和正统!尽管这种保守的传承方式在现代人眼中,处处透着神秘和古怪,甚至被视为封建迷信!孰不知,在所谓封建迷信里面有着东方文化的属性以及社会道德价值观,只要传统文化还在,这种传承方式就不会消亡,唇齿相依,不可或缺!

在当今浮躁与物化的时代中各个行业胡来满世界皆是,胡来无非是“白糖加豆汁”,也无非是不在古典传统上下工夫,对本民族文化不自信,去迎合外国人,使之全盘西方化。坚持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学起来很难,难就是雅;一看就会,一练就对那就是俗。不能轰轰烈烈地做遗产的买卖。国外的从国内趸货,国内的则向海外发货。那我们将来拿什么功夫向后世交代?

谢谢!

2015/10/18于北京西山凤凰岭

(完)

文章来源于“深林饮鹿”微信公众号

允中文教院转载发布

排版:瑞瑞

编校审核责任人:嘉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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