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上节为我们展示了从江湖而来的中华武术是如何走向文化中去，在建立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前提之下，师徒制的教育是核心，有顶尖的老师和专诚的学生，才可成就行业的一座座高峰。在本期亦即本篇的最后一节，苏先生引其他行业作比，讲述武夫如何在文化中蜕变为武士。武士，是文化精神的承载，是身心通达的显化，以武行道，以武弘毅，愿读者在武术的精神中体味文化的内涵，人生的至理。
（四）从武夫到武士
古代社会中有士、农、工、商四民。所谓四民，指读书的、种田的、做工的和经商的四个社会基础。此语出自《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士列于第一位。为什么士列第一位？《论语•泰伯章》中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弘，广大；毅，坚毅。）士代表一种高尚的精神品德。武士有自己的信仰、精神，而武夫不具备。所以，由江湖中来，到文化中去，完成由武夫向武士的转化。
由先秦至今，一代代的“士”，作为国家的脊梁，塑造着民族精神，传承着中华文明。钱穆称其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精神之所在”。所以，由武夫向武士转化是由江湖中来，到文化中去的反映成果。
1. 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孟子·尽心篇·九》中孟子谓宋勾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曰：“何如斯可以嚣嚣矣？”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用白话来讲就是孟子对宋勾践说：“你喜欢游说吗？我告诉你游说（的态度）。人家理解，我悠然自得无所求；人家不理解，我也悠然自得无所求。”宋勾践问道：“怎样就能做到悠然自得无所求呢？”孟子说：“崇尚德，爱好义，就能悠然自得无所求。所以士人穷困时不失掉义，得志时不背离道。穷困时不失掉义，所以士人能保持自己的操守；得志时不背离道，所以不会使百姓失望。古代的人，得志时施给人民恩泽；不得志时，修养品德立身在世。穷困时，独自保持自己的善性，得志时还要使天下的人保持善性。”
围棋大师吴清源先生最喜欢的一句话：“暗然而日章。”（语自《中庸》）意思是说：君子内敛，看上去并不发出耀眼的光芒，但会随着时间推移，渐渐发光。文如其人，棋如其人，吴先生的一生，就是恪守君子之道的体现。诚如喜欢围棋的金庸先生所言，吴先生“毕生所寻求的，其实是一个崇高的心灵。只因为他的世俗事业是弈棋，于是这崇高的心灵便反映在棋艺上。正是这种淡泊名利、纯粹求道的精神，使他远远超越了一个争胜负的棋士，而以其充盈丰沛的人格，开创了围棋史上新的格局与境界，成为一代棋圣。江铸久盛赞吴清源“体现了中国‘士’的精神”。
吴清源
日本著名影视演员高仓健从影50多年，出演过200多部影片和多部电视剧，因演技出色而多次获奖。“行者精进，忍者不悔”是高仓健的座右铭，高超的演技固然让他誉满天下，而高洁的人品更是合作者和朋友们对他念念难忘的原因所在。陈丹青说高仓健是一个“沉默而孤独的老头儿”，但就是这样一个孑然一身、已不当红的演员逝世，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朋友们言语由衷地纪念，如此待遇，唯士为能。
高仓健
钱钟书先生去世后，冰心老人叹息不已，她说了这样一句话：“当代中国不缺少知识分子，缺少的是士。”士的标准很高，绝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然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如果士的精神，那种对高标准的专业品质和人格品质的不懈追求，能够成为整个社会的自觉风尚，整个社会和民族的良性发展就是可期的。
钱钟书
宋《角力记》中对习武者有言曰：“旧说角力人多不识字，而性强，庶事言‘我能’”。此风一言延续至今。所以完成向“士”的转化要做愚公去移山。习武之人不作武夫，要成为文质彬彬的“士”。
2. “警前台”和“警后台”
“警前台”和“警后台”实质上有从江湖圈到文化中的意义。迎合时风顺乎潮流一定会“警前台”，而保持原汁原味维护传统一定“警后台”。在一定时期内，“警前台”是顺风旗，但难持久，高雅有品位的东西经得住时间冲洗永葆鲜美。李少春和谭富英等绝大多数艺人旨趣相同，都以“警前台”获得了掌声和荣誉，但今天京剧生行开蒙仍是余派。
余叔岩年轻时病嗓休息的那几年，在票房里和精通音韵的行家票友们切磋钻研，不必顾及观众的反应，一字一音一腔地由谭派唱腔脱化而成余派唱腔，他从“后台”那里得益巨大。而且余叔岩和这批士大夫票友，在“文人雅集”的环境里有一种雅正澹静的文人气，考究音韵而形成生行音韵派第二个里程碑。他离开嘈杂热闹的前台，不像一般艺人那样流连。他常对人说：“千万不要向台底下要菜（要彩），那是最下流的。我唱我的戏，我的腔儿，我的身段，我在台上都做给您看，好不好让您自己说。”“我唱我的戏”，更像一种人生态度，不看重前台观众的评价，对舞台能保持一种游离甚至放弃的态度，这是余由江湖走向文化的进步。
晚年隐退时期，他更多是在家里调嗓清唱、精研唱法，这段不上台的日子反倒是余派愈加精进的关键时期。唱戏之于他，已不是功利性的活动，而成为学术追求和精神寄托，成为一种内在修为。这种文人隐士的气质，发生在梨园宗师身上，真是异类，也赢得了当时一小撮文人士大夫的心。余叔岩的生活和艺术流露出的孤傲、雅正、澹静的风格，正与他们的价值取向相合。他们人数虽少，却领先风气，掌握言路，对余的推戴不遗余力，也造就了余叔岩不警前台却能大红大紫的特殊现象。齐如山说：“北平戏界有两句话，说王凤卿天天唱戏，而越乃退步；余叔岩永远不唱，而越有进步。”
李少春走的是和老师完全不同的人生路径。余收李为徒时，希望他能把以前会的全丢掉，从头学起，停止演出，专心跟自己学，等学成后再演。但作为李家的饭碗，李少春对这样的规矩是根本做不到的，于是才有了妥协性的约法三章，但即便照此，李也没有多少戏可演了。他必须养家糊口，要考虑商业演出效果，要面对观众的期待。李未能遵照老师规定暂停外面演出，而是边学边演，时断时续，连猴戏都还照样登场，又在演出中较多出于商业考虑。这些都和老师的人生取向相背离，当然不会被余看作可传衣钵之人。
李少春做不到的，孟小冬做到了。余叔岩去世后孟小冬一直没演出，直到四年后的杜月笙寿辰义演《搜孤救孤》。曲终人散，孟小冬也散尽行头。1949年后，她随杜去香港，直到1967年，在家调嗓清唱是生活的重心。晚年孟小冬来到台湾，深居简出，一字一句地教唱学生赵培鑫和钱培荣。孟小冬终其一生对余派追摹，深入筋髓，甚至连生命之路也模拟了老师。可以说，余叔岩虽然去世，但他的艺术和精神在孟小冬身上得以重生。有徒如此，师之大幸。余孟而不是余李成为理想师徒，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清末民初京城武林泰斗张长祯师祖，社会上称醉鬼张三。其一生贫困，一家十几口人住在北京东裱禙胡同于谦祠的东挎院三间小东屋内。奉系军阀首领之一杨宇霆花重金请师祖当贴身保鏢，师祖拒之不去。淡泊名利隐居闹市。张三爷家中有幅对联，左联是：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不如不忙，且喝一杯茶去；右联是：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不如不苦，再倒二两酒来。
武术和京剧一样，“后台”渐渐委顿、消失了，再也用不着警他们了。岂不知警前台之后，很快就会发现，前台也不用去警了，因为懂戏懂武的人越来越少了。全球化卷起的文化同质化的大潮冲撞着民族文化，京剧再不是当年的京剧，武术再不是当年的武术，所以也不会再产生当年的巨匠了。
张卫东先生在论昆曲界创新时说道：在昆曲被列为“遗产”的这5年里，从职业剧团到业余曲社一直都在轰轰烈烈做遗产的买卖。国外的从国内趸货，国内的则向海外发货（非遗工程成了生意）。文化部、文化局、剧团等官面儿上出资排的戏，任何人都不准反对，有任何错误都不准提，你就是厚着脸皮去提也没有人搭理你！这种做法只有策划者最得实惠，白拿着国家的钱胡编乱改还能堵住懂戏者们的嘴，用以曲解先进文化、先进艺术的精神。坚持原汁原味的艺术，昆腔百年前什么样，现在就得是什么样。这才是“宁可站着死，也不能躺着生。如果不是这样，那趁早让它亡了！”
马未都说：“文物不能改。”改了岂不成了假货、赝品？！
3. 修得平常心
平常心是对待世间事物的一种常态。所谓平常心，就是对自己做事的成功和失败的概率有准确的预测。做事既要积极主动，尽力而为；又顺其自然，不苛求事事完美。你若有从容淡定的自信心，做好每天要做的事情，享受生活，享受做好每一件事情所带来的快乐，就会以平常心做人，就会有足够的力量承担一旦到来的挫折和痛苦。平常心应该是一种“常态”，是具备一定修养才可经常持有的，因为它属于一种维系终身的“处世哲学”。
佛教也讲平常心。《六祖坛经》曰：“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此名一行三昧。”即是在一切环境当中不起分别执着一相三昧，在一切行为当中不起分别执着一行三昧。
宋代禅宗无门禅师有首诗偈，述说了内心向往的自由心灵。采自江南民谣《春歌》的曲调传世，此曲曾有八百余人的大合唱，呈现人间荣景，和谐歌声由远而近，有着雨过天晴后的清新透亮与盎然生机。歌曰：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央视名嘴白岩松说：当下是一个成功学泛滥的时代。中国的很多扭曲和乱象，都与追求面上的成功有关。我们只是追求现实的结果，往往不追求真理；我们把结果看得非常重，因此我们从不享受过程；我们为了实现某种期待，往往不择手段。
他举了一个例子：2012年，我参与过整个伦敦奥运报道，伦敦奥运会最重要的一句话，叫“影响一代人”。有记者提问：“体育如何影响一代人？”伦敦奥组委的一位官员回答：“体育教会孩子们如何去赢，”这句话很正常，在中国，很多事都能教孩子们如何去赢，但是他的下一句话让我格外感动：“同时，教会孩子们如何体面并且有尊严地输。”这是中国人很缺乏的一种教育。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孩子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学习过如何体面并且有尊严地输？
莫扎特生前在家乡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屡受排挤，命运多舛。但他又是一个天才，天才到什么地步？他一生中创造的音乐作品，交给普通人抄谱，都未必抄得完。在他的音乐中，你听不到失败，听不到挫折，听不到身世的飘零和所有的难言之隐。他的音乐，永远是人世间原本美好的那种存在，这是一个太奇妙的事情。
如果不具备平常心，在武术传承中就会像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先生讲的那样：“一边是真实的历史被抽空内涵，只留下躯壳，滥加改造；一边是荒诞不经和无中生有的伪造——这便是当今国人眼中的历史文化。文化可以拿来赚钱，但不能靠糟蹋文化来赚钱……没人拿名人的人当回事，只拿名人的名当回事。历史的内涵、文化的意蕴、独特的精神跑到哪里去了？没人管也没人问。”
我们必须正视：一种文化上自我糟蹋的现象不能不使人忧虑。
功夫是不能速成的，能速成的是打法，但没有功夫。只有打法，也就只能欺负欺负普通人，上不了台面。练拳是“炼拳”，修炼，要与精气神发生作用，所以“炼拳”去变化人的气质，将威武变文雅，将文雅变威武。由“练拳”过渡到“炼拳”，就不会“盛极而衰”了，永远的生机勃勃。武术这东西是很系统的，就算你是一下悟进去的，还是要一点点练出来。否则只知有一，不知有二，只抬脚不迈步，是不行的。当然，一个人不用功，一辈子练不上档次。学拳重要的是身心愉快。一个人有谦逊之心，他的拳一定能练得很好。一个好勇斗狠的人，往往头脑都比较简单，越来越缺乏灵气，是练不出功夫的。禅宗有偈语“宁可千劫不悟，不可一期错路。”千劫也许就在一念，不开悟，只要修善积德，自然有人天乘的福报，总有开悟的那一天。用到练功的，最根本是修心，即学如何做人，抻筋而达健身。一味的追求身技而忘却根本，一是遇难而退，二是难以持之以恒，必半途而废。
李仲轩先生在《逝去的武林》一书中讲了许多有趣的武林轶事，今天读来依然回味不尽。行意拳大家尚云祥先生说：“定力就是修养。”练武先要神闲气定，能够心安，智慧自然升起，练拳贵在一个“灵”字，拳要越来越灵，心也要越来越灵。练功时不能有一丝的杀气，搏击的技能是临敌时自然勃发，造作杀心去练拳，人容易陷于愚昧。尚云祥说：“古人讲，武者不祥。”练武人太容易陷进是非中，还不如不学武，就算学了，也最好一辈子默默无闻，有一分名气，便多一分烦恼。小孩想打就打，打完就没事了，不是挺令人向往的吗？”他一拍李仲轩说：“看来练拳就得晚上练，让谁也不知道。”
尚云祥先生说：练拳要用神，神是自然而然的，意是做作的。先从做作到自然，作了意还要入神。你练桩功而肾痛，中医讲久站伤肾，而形意拳是久站强肾。之所以没有收益，是因为你没有入神，练武要像写字画画奏乐般享受，才是练对了。打拳不是较劲，站桩也不是死站，要形似水流，一念之间身上要有感应，形容这种感应可以说流水也可以说流血。武艺练气，道艺练神，从神上出来的功夫，是如水流。想着用武术去欺负人干坏事——太可笑了，折腾不了几年，就把自己作死了。
尚云祥
李仲轩
三、结束语
同道们、朋友们、学生们：
中国的传统文化最讲究体认，最注重身教，学术的真正精髓光靠言传是不够的！要从师处耳渲目染，犹如“血脉之相连”，这样才能最大限度保持学术的纯净和正统！尽管这种保守的传承方式在现代人眼中，处处透着神秘和古怪，甚至被视为封建迷信！孰不知，在所谓封建迷信里面有着东方文化的属性以及社会道德价值观，只要传统文化还在，这种传承方式就不会消亡，唇齿相依，不可或缺！
在当今浮躁与物化的时代中各个行业胡来满世界皆是，胡来无非是“白糖加豆汁”，也无非是不在古典传统上下工夫，对本民族文化不自信，去迎合外国人，使之全盘西方化。坚持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学起来很难，难就是雅；一看就会，一练就对那就是俗。不能轰轰烈烈地做遗产的买卖。国外的从国内趸货，国内的则向海外发货。那我们将来拿什么功夫向后世交代？
谢谢！
2015/10/18于北京西山凤凰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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