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七旬的苏学良教授是一位立志为民族传统体育而耕耘终身的人，而其中弘扬“中国式摔跤”是他一直追求的中国梦。
苏学良身高一米八一，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他曾任北京市海淀区第六届政协委员，首都体育学院民族传统体育系主任、教授，长期从事民族传统体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独立或与他人合作的专著有《乾字龙门功》、《中国传统体育导论》、《中国民族体育导论》、《京跤史话》、《童蒙正身》等，且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在业内有相当影响。
苏学良是1943年10月21日生于北京地安门内油漆作胡同尽头南侧一座小院里，长在京西翠微山麓礼王坟的姥姥家。姥姥家姓张，祖上由现金顶山村﹙原地名为东王坟，是清代礼亲王家族墓第二坟址﹚，随新建北王坟即今礼王坟迁移至石景山区福寿岭下。张姓满族原本是守墓家奴。也就是说，苏学良实际上是有满族血统的人。满族人有“男儿三艺”之说(即骑马、射箭、摔跤)，因此苏学良自幼对摔跤(善扑)、武术有着浓厚兴趣。他曾受清朝善扑营跤手潘恩宝调教，并追随山东省掖县吴欣先老师学过少林拳。
1960年苏学良入北京九中读高中时，是极端困苦的时期。正值身体发育阶段，他身高体大，每月粮食定量﹙带皮﹚21斤半。饿得饥肠辘辘两腿肿胀，连步行上学的能力都不具备，每日靠在北墙根晒太阳补钙，静默地练吐纳。靠同学把当日笔记送来补课，1963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体育系攻读体育教育专业。
1970年8月苏学良从张家口正式分配至北京门头沟区门城镇属唐家地学校任教，学生以北京矿务局木城涧煤矿职工子弟为主。从小学一年级至初中三年级什么课都要教，每周有40多学时，工作量很大。自建国后该校没分配过一名专业体育教师，所以不仅没有操场，连根跳绳都没有。他和学生一起上山砍木棍当作木枪，上军事刺杀课。全校动员人背一篓土，用了半个月时间，在乱石滩上垫铺了一个半篮球场大小的运动场。它是老师与学生汗水的结晶。
苏学良在唐家地学校只教了一年书，第二年便调至门头沟区体委，他的同学王幼泉接替了他的教学工作。当时的门头沟区体委只有一间办公室，两辆旧摩托车和三个工作人员。体育工作百废待兴。
门头沟区自明清以来是供京城烧煤的产地，民风粗犷勇猛好斗，素有练武风气。地域偏僻，民虽好习武，但鲜出高手。1973年秋天为了筹办首届门头沟区摔跤比赛，苏学良四处游说费尽了口舌，最后得到区公安局曹局长的支持，比赛场地设在了公安局门口的篮球场。他把全区中小学的体操垫子借来，又从城子火车站借了一块大苫布当盖单，拼凑了一块基本正规的比赛场地。比赛水平虽然不高，却十分火爆。观众前簇后拥，助威呐喊之声震天，许多天之后街头巷尾仍是群众谈论的话题。
首次摔跤赛事开阔了眼界，也打开了思路，苏学良思考在门头沟建摔跤队，单项可以与城区抗衡。他打听到原体委有位北京体育学院毕业的摔跤教练在冯村砖厂劳动改造，这是个难得的人才，但因“文革”中有“政治”问题，弃而不用。苏学良说服了政府领导把他调回体委重任教练，又为他从中学挑选队员建立了第一支摔跤队。这位教练员就是后来全国著名的摔跤教练陈其龙先生，为北京的摔跤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
2008年3月底，第八届巴黎市长杯中国式摔跤国际邀请赛在法国巴黎市卡彭特体育馆举行。中国摔跤运动员张江和尚海、马玉冰在60、73、81、90、105公斤五个级别的比赛中夺得冠军，为中国人争了光。然而，许多人不知道，这其中饱含了苏学良积极向海外推广中国式摔跤的心血。
4月初，苏学良作为中国式摔跤队领队从法国回到北京后，我在采访他时，苏学良谦虚地说：“积极向海外推广中国式摔跤的人，首先是海外华人袁祖谋先生，他是赛事的创办者，而且是凭借个人之力连续举办了八届中国本土以外的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中国式摔跤国际赛事，其精神可嘉，其人可奖。”
巴黎市长杯中国式摔跤国际邀请赛是民间的群众自发活动，巴黎市政府为比赛免费提供场地和奖杯。裁判员没有劳务费和交通费，完全是自觉奉献。所谓大会为参赛者准备了各种饮料、水果和面包，也都是由海外华人志愿者出钱出力服务供应的。
苏学良说，在国内筹备“巴黎市长杯中国式摔跤国际邀请赛”的确很辛苦，但当他看到海外华人志愿者的热情支持，尤其是听到海外学子感人至深的肺腑之言时，他的眼睛湿润了，因为他看到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希望，中国式摔跤的希望。
例如，有两位参赛的中国留学生，其中来自广东顺德的廖敏雄是巴黎大学经济学博士，留法七年，本科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精通英、法两种语言，有着丰富的国际金融工作经验。
上海读大学的四年里，第一次接触到了武术，但不是中国武术，而是日本武术(是松涛流的空手道)，当时激动万分，一发不可收拾，坚持不断地整整练了4年。2000年来到法国巴黎留学，本来想找一个空手道馆去练空手道。由于一来学业比较忙，二来在法国好一点的空手道馆门票不菲，所以就放弃了。2006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通过朋友介绍相识了袁祖谋老师，第一次听说了中国式摔跤。本来他只知道奥运会里面的古典摔跤，根本不知道还有中国式摔跤这么一个项目。后来知道中国式摔跤历史之悠久，为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知感到无比的愧疚。
在苏学良编著的《童蒙正身》一书中，我们才知道了苏学良的良苦用心。而且，从无数的伟人、成功人士的人生历程中，也充分印证了我国关于“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这句俗话。
《童蒙正身》告诉读者：童蒙正身就是运用国学思想及传统拳术功法，对学生进行身体教育和体质改善。童蒙，泛指教导初学者。在宋代以前，“童蒙养正”并非专指儿童教育。孔子说：“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即当万物生成以后，接下来的是幼稚蒙昧的时期，此时启蒙的教育就成为当务之急了。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十分重视童蒙阶段关于如何做人的教育和培养，强调“修之则吉，悖之则凶”，而且“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古代入小学，教学生怎么做事，教学内容规定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及孝悌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岁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事理相辅相成，养子善矣。通过教化，修养纯正的德行，为圣人之功，且功德无量。
苏学良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实在需要培养。而身体的修炼与德智修养紧密相连。传承是一种责任，而这个责任是需要自觉地担当，而不是谁赋予的任务。他希望自己能把东方体育文化和西方体育文化有机衔接，将民间派功夫与学院派教学相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理论和技术体系，并使之流传下去。
所以为了《童蒙正身》，退休离任后的苏学良，没有在家含饴弄孙，更没有在外提笼架鸟，而是积极参与了“从儿童抓起”的国学工程，承担起国术教育的工作。把自己多年对中国武学所做的精心研究，把自己多年在摔跤、太极拳、养生三个专业上的技能都无私地奉献出来。
目前，在广播电台、学校和电视台关于摔跤、太极拳、养生讲座的舞台上，仍旧有一位活跃的年迈教授，他就是——怀着弘扬“中国式摔跤”中国梦的著名学者苏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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